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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報紙是宣傳陣地的說法，楊杏佛先是有些動心了，但是他卻不明白，王學謙到底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於是試探道：“子高，你說的雖然很好。現在的《四明日報》顯然和你的期望差距很大，可要說宣傳主義，理想，恕我直言，寧波的地理位置並不理想。”
“你說的是寧波不是大城市，缺乏和燕京、上海爭奪輿論的基礎吧？”
王學謙怎麼可能聽不出楊杏佛隱晦的含義，笑道：“這還不容易，《四明日報》將會改版，而這工作是我接手的，當然我不可能在報社長期入駐。但在初期，定下報紙報道新聞的風格，還是可行的。”
楊杏佛心中一動，問：“子高不會是想辦一家東方的《紐約時報》吧？”作為這個世界上最成功的報紙之一，《紐約時報》的獨立性，以及對新聞的捕捉能力，吸引著美國的中產階層成為其固定讀者。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商業利益。對於這些，在美國根本就不是秘密。
可《四明日報》怎麼看都不像是有一通遠東報業的樣子，更不要說放開政府的管製，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了。
王學謙掩飾道：“將來《四明日報》當然不可能像《紐約時報》那樣，隻要報紙認為可以報道的，就能夠報道。這不就是亂套了嗎？而且《四明日報》的董事會，也已經將報紙轉讓給了政府。所以，報紙首先是作為政府的窗口，宣揚新的政策，理念這些東西。當然可能比如故事性很強的花邊新聞吸引人。”
“不知，子高近期準備讓報紙報道些什麼？”
王學謙擺擺手，心裡頭奇怪，楊杏佛也不是這麼小性子的人，再說他也沒有得罪這個人，為什麼盯著他就不放了呢？
“首先讓老百姓知道。將來的寧波是什麼人在領導，發布什麼樣的製度。什麼是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那些是權利，那些是義務……”
楊杏佛打斷道：“子高，你可把我快繞暈了，還是開門見山的說，最近報紙放棄小到新聞的題材。將報道目標轉移到那些方麵吧？”
“選舉！”王學謙想了一會兒，他忽然發現，報社很多人都是需要的，就像是馮友笙，不見得是一個好的社長，但至少也沒犯過大錯。接下來的市政府中。商談一家獨大的情況，是很難改變的。
商團乾政的事，在民國也不是稀罕事。但商團主政，確實在民國，乃至在遠東都是第一次，不久的將來，寧波將成為整個遠東的焦點。甚至會成為焦點中的焦點。多少人，會拿著放大鏡去探究整個體製的缺陷，不合理性，甚至是弊端，然後加以反對。
其實商團加入政府工作，並不是寧波首創的。
早在幾個月前，陳炯明打下惠州，兵進廣州的時候。廣州臨時大總統府就發出了一份鼓勵粵商參加到政府管理的事物中來。
更早的，就是租借了。
不管是英國人，法國人，在管理租界上，都不得不依賴租借商人的納稅。在西方世界，義務和權利是對等的，所以租借管理上。就不得不將在租借內經商的華商吸納進入公董局，或者工部局，來行使城市管理者的身份。
尤其是去美國五六年，楊杏佛對西方的社會製度。一點都不比彆人少。
明白，西方世界的政府，就是財團的政府，至少也是被財團控製的政府。
但對於在遠東，在民國，完全由商團控製的政府，雖然不過是一個市政府，可他總是有點提心吊膽的擔心。因為，在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中，商人的利益訴求是完全不同的。
在西方，財團和貴族已經控製了政府上百年，壟斷財團的強大財力，將整個國家的經濟都捆綁在他們的戰船上。但對於東方來說，官僚本位的思想從來就沒有改變過，想要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下，行駛一套看上去和整個社會都格格不入的政體，除了是理想主義者的天方夜譚之外，沒有其他的解釋。
之所以，楊杏佛來寧波，是因為一個人，正因為他對這個人的清醒認識，才讓他勾起了好奇。
如果說，任何一個留學歸國的學子都是理想主義者，楊杏佛也找不出反駁的理由。但如果這個人是王學謙的話，他連想都不用想，就回一口認定，這絕對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反而更像是功利主義者。
就王學謙這幅樣子，開口閉口，說什麼‘奉獻’，‘無私’這些話，楊杏佛想想就覺得好笑。當然，他和王學謙也算是朋友，沒有絲毫詆毀的意思，隻是他認識的比較清楚，頭腦比較清醒而已。
可是當王學謙說出‘選舉’兩個字的那一刻，卻讓楊杏佛孤獨的社會學家似乎嗅到了自由的味道。
回國之後的兩年時間裡，他就像是來到一片廢墟之中，失去王朝的思想禁錮，每一個清醒的人都試圖想著用自己的方式去改變周圍，改變固有的習慣。但這些看在楊杏佛的眼中，就像是一個被遺棄的流浪漢，除了胸口的雄心壯誌之外，眼中卻流露出膽怯的目光。
選舉？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而將權利放出去，不僅僅是約束了當權者的權利，也讓法律的尊嚴，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這一切都將建立在一個公正的選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