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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人物看重的‘紅人’在外頭彆人撅了，按照正常的思維邏輯，從哪兒跌倒，就從哪兒爬起來；從哪裡被撅的，就要從哪裡找補回來。
可實際上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在‘國黨’現階段的‘盟友’名單中，敵人隻有一個，直係軍閥，也就是以曹錕為首的，以吳佩孚為主要幫凶的直係軍閥頭子。
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可以團結的盟友。
比如下台的段祺瑞；在湖北老家當財主，不打算出山的黎元洪；或者是在東北積蓄勢力的張作霖；還有政治相對開明，資金充裕，實力不斷提升的浙江……都算是盟友。
可有多少人會認可這種盟友關係，就很難說了。
至少，就段祺瑞那樣的性格，是絕對不會把‘國黨’當成盟友的，假如段祺瑞再次上台，大權在握的話，‘國黨’肯定是他第一個要剪除的對象，或者其在段祺瑞心目中的危害僅次於已經羽翼豐滿的張作霖。總之，‘國黨’在民國政壇執政黨的眼中，並不是一個可以信任的合作對象。倒是在野黨可以利用的對象。
雖說‘國黨’內部很希望從浙江找回麵子來。
可麵對蔣百裡，說他不懂軍事？
真要敢這樣說，‘國黨’上下估計也會心慌的。畢竟，這話蔣百裡可以囂張的對孫大先生說：你和你的手下，都不是乾軍事的料。
可是‘國黨’上下卻難以反駁。
至於要和王學謙翻臉，這可真的想多了，浙江軍政府的實力，在整個南方。乃至整個民國的省一級的行政區域內，是一等一的強。要不是王學謙不願意在軍隊上投入太多，軍隊擴編太快的話，說不定在長江以南都能聽到王學謙的聲音。
王學謙和他代表的浙江軍政府的官員，無法成為‘國黨’泄憤的目標。自然需要有一個替代者。
而且這個替代者的地位不能太次，讓人失去欺負的樂趣。
最好‘國黨’轉移的目標能夠吸引足夠的活力，還能和肇事者蔣百裡有些關聯。
於是‘國黨’上下一直認為，梁啟超是一個很好的對象。
說起梁啟超，就不得不說他和‘國黨’之間的隔閡，或者說仇恨。主要還得從十五年前說起。當時在日本，華夏的留學生總數已經超過了3000人，甚至更多。這些人是整個華夏的希望種子，是精英階層的一份子。按理說，梁啟超等人是堅定的保皇派。是改革派，在清朝還是皇帝為元首的時代，是不該被驅趕去除，在國內成為通緝犯的。
很不幸的是，清朝末年，皇帝說的話，不算數。
牝雞司晨也好，遮雲蔽日也罷。總之，當時的清朝是一個女人說了算。
於是，以推翻皇權為己任。驅逐清朝統治者為政治目的‘同盟會’；還有支持皇帝的統治地位，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在日本勝利會師了。當然，在國內，他們的身份都是通緝犯。同是天涯淪落人，這時候如果能夠合作。勢必會獲得更加強大的力量。
不過雙方並沒有打算互相妥協，反而發動了爭奪華夏留學生的戰爭中。勝利的一方。將獲得政治上的莫大榮譽，並積聚大量的人才。而失敗的一方。就隻能灰溜溜的離開。
政客們都知道，單打獨守是沒有前途的，想要發展壯大，就隻能拉幫結派。以保皇黨首位的梁啟超等人，主張皇帝沒錯，錯的是製度，隻要製度完善了，華夏一樣能夠成功，這種說法有很多人支持。畢竟皇權雖然沒落了，清政府的名聲已經聲名狼藉，但參照英國、德國和日本，這種說法還是非常有市場的。總所周知，這些國家都是君主立憲，也是世界一流的列強。
可孫大先生領導的同盟會不這樣看，認為華夏最大的問題就是皇權，因為滿清的皇帝，不能代表華夏的根本利益。
雙方在皇權，這個問題上激烈的辯論。
在國家孱弱，民族有覆滅的威脅的時候，連義和團運動都能當成救國的良藥，更加激進的一方顯然更有優勢。
作為雙方的機關報，《民報》在節節勝利，不斷的壓製了保皇黨機關報《新民叢報》的生存空間。實際上，兩家報紙的發行量都可憐的很，因為這是在海外發行的中文報紙，麵對的群體隻有幾千人的留學生團體。這樣的規模甚至不像是報紙媒體之間的爭鬥，更像是私底下的小抄比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