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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王學謙是一個有點神秘色彩的人，他不喜歡那種奢華的宴會，也不會過多的拋頭露麵，說些驚豔的場麵話，甚至公開露麵的次數也不是太多。
就他的屬下來說，王學謙是一個讓人頭痛的上司。
‘頭痛’的原因很多，他喜歡一次交代一個禮拜甚至一個月的工作，然後讓各個部門領會精神，做到符合預期的效果。
當然，這樣的管理在民國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民國官場延續了大清王朝的拖遝效率，大部分官員在滿足自己的私欲之後，更多的是得過且過的心態。但是在浙江，這種心態的官員肯定是沒有好日子過的。
王學謙不經常上班，也很少來辦公室，但是他卻總是能夠在關鍵的時候盯著一些部門，在錯誤還在可以容忍的範圍內，挑破膿包。
抽查製度。
末尾淘汰製。
一把手責任製。
績效考核製度。
……
不僅如此，更令人發指的還有流動小紅旗，個人模範，集體模範……浙江的官員們感覺被玩壞了一樣，一個個都蔫不拉幾的。當然這些都是濫竽充數的官員，本身靠著關係在進入了官場。但年輕人，沒有關係，出身一般的年輕人們，對於這些政策都非常認同。
甚至乾勁十足，原因就是，任何一樣政策，都和升職加薪聯係起來。末位淘汰製可以讓考核最差的那個人失去公職，也可以讓一個臨時工成為科員，甚至是官員，隻要表現突出。
大部分沒有升職希望的人，看到了升職的康莊大道。
所以，雖然中層官員有所不滿，但他們的不滿，完全被手下激情澎湃的工作熱情給淹沒了。甚至多數官員產生了一種史無前例的危機感。一旦要是消極抵抗，他的副手，秘書。手下的職員，都有可能頂替他的職位，並做的更好。
榮譽感，緊迫感。無疑給浙江的官場打了一陣強心劑。
但這還遠遠不夠，任何製度沒有一個監督機製，將無疑成為一張廢紙，一個所有人都不在乎的條文。
掌管這一切的是王學謙的族兄，王學禮。
說起王學禮。戴笠最有發言權。不過他的這位潛在的競爭對手在明麵上的職務要比他光鮮亮麗的多，紀律委員會的副主任，主任當然是王學謙兼任。
不像是戴笠，明麵上是警察廳的副廳長，可實際上手下的力量都充斥在各地打探消息，說好聽點是刺探敵情，說難聽點就是特務頭子。不過在民國，特務這個詞並非貶義詞，而是一個中性詞。很多軍隊之中就有特務營，一般是師一級軍隊的標配。這支特殊的部隊很少會擔任正麵進攻或者防禦的任務，更多的是偵查、刺探敵情等等任務。
當然特務營的編製也不是一定的，有時候會看情況而定。
有些軍官好大喜功，喜歡用警衛營代替特務營的作用。而有些軍隊乾脆不設立特務營，但執行偵查等任務的分配的時候，還是選擇特定的營連級部隊，其實作用還是一樣的。
戴笠是特務頭子，王學禮也是特務頭子。
讓特務頭子去稽查大部分官員的行為操守，雖說有些過頭，但亂世用重典。就民國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中，敵對陣營的人要防止；中間派也要防範；連自己人的隊伍中，也不得不讓人擔憂，隊伍純潔問題。
就比方說‘國黨’。這個黨派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非常迷茫，一方麵沒有對手，讓孫大先生失去了方向。
以前有滿清，有袁世凱的時候，作為在野黨，堅定不移的反對派、改革派和始終不移的革命派。收攏了一個龐大的人才群體。可‘國黨’在同盟會時期就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思想教育。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導致‘國黨’多次分裂最重要的原因。
孫大先生和章太炎之間的矛盾，之後又和黃興之間的矛盾，問題的關鍵就是思想無法統一，從外麵看，這是一個光鮮圓潤的寶貝，掰開一看，一股子的腥臭味。什麼人都有，什麼齷齪事都乾。僅僅從革命手段上，就五花八門，有的支持暗殺革命的，有的宣傳軍隊革命的，有的認為隻有呼喚民眾才是革命最迫切的任務……
想法太多，誰也不讓的時候，就出現了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局麵。
再加上加入‘國黨’太容易，魚龍混雜，免不了會有一些野心家趁虛而入。當年的陶成章就是被老蔣親自下手暗殺的，而原因就是作為同僚的陳其美覺得陶成章太過礙眼，處處和他作對。
當時的老蔣，是滬軍都督旗下的團長身份，而陶成章是浙江督軍。
兩人的身份有著天壤之彆，就身份來說，老蔣當時在‘國黨’之內，最多也就是一個撐場麵的幫眾而已，陶成章的身份卻是‘國黨’真正的大員，他的死，直接導致了浙江從‘國黨’的控製之中脫離，匆忙上台的蔣尊簋無法服眾，加上在燕京的時候被袁世凱扣押。
最終，浙江的控製權落入了袁世凱的手中。
不得不說，自己人的背叛，甚至是爭權奪利，在民國是最可怕的。因為對於敵人，暗殺也就是極限了，但是自己人就不一樣了，栽贓，陷害，暗殺，無所不用其極。‘國黨’如此，北洋軍政府其實也差不多。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王學謙還真的不敢輕視隊伍建設，肅清部分彆有用心的人。
內奸，可不是在臉上有字的，一眼就能看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