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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商這個職業一直都看上去很風光，高高在上。但這要分兩麵說，各地的糧商有很大區彆的，蘇北、兩湖、江浙一帶的糧食產量一直都是民國的主產區。
但同時這些地方又是民國的工商業發達的地區，尤其是江浙一帶，有金陵、蘇州、上海、杭州等人口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糧食這東西，在城市裡是沒法種植的，而城市人口卻不得不以來糧食商人的運送和售賣維持基本的生活，在大多數情況下市麵上的糧食價格都是由糧商決定的。
這就導致很多平民對糧商不滿，而這種情緒在糧食欠收的年份尤其突出。
為了維持糧商的整體權益，大部分糧商會在收購之前互相通氣，商定一個核定價格。
而糧食產區的農民對糧商也是恨的咬牙切齒，就算是在豐收年景也是如此。原因很簡單，糧食商人為了牟取更高的利潤，一方麵在收購上壓價，估算出一個能夠讓自耕農活下去的價格，在銷售端卻大肆抬高價格，導致糧商自從出現那一刻，就成了相見惡霸的代名詞。
這種判斷雖說不是絕對的，但糧商不奸，確實難以發家。
所以，在很多地區，糧商都是由當地的大地主掌握，或者本身糧商手中就有大量的土地資源，雇傭大量的佃戶，屬於部分自產自銷的模式。這種商人是非常反感外來事物的入侵，思想頑固，隻做最穩妥的買賣。
當然，作為大地主，經營項目也不會如此單一，開當鋪，發放印子錢，這些項目也是來錢最快。生意最好做的一些門類，再良心黑一點，就會賭館、煙館之類的。而這些項目都是需要有打手常住，才能威懾普通人老百姓的。
一旦遇到災荒，或者自耕農生病，很快在一張張當票和借款書背後，自耕農的房屋，田產都會成為這些大地主的獵物，最後落到他們的口袋裡。成為他們的產業。
至於佃戶這些破產農民是不用擔心災荒會失去所有，因為他們本來就貧窮到讓人沒有惦記他們的念頭。再說了。災荒年景，有幾畝薄田的小戶人家，才會在家鄉堅守，至於破產的農民，大起背包就能逃荒，大部分都已經習慣了。
而且糧商一旦成了氣候，就會站在官員的對立麵，倒不見得是處處刁難，但在關鍵時候。卻會突然逼迫官員同流合汙，不然就起民變。這樣一來，當官的也怕。加上和糧倉小吏之間的勾結，不斷的挖政府的資產。監守自盜。在各地已經屢見不鮮。
為什麼兩年多前，廣東大旱，導致糧食價格瘋漲。但是各地的糧倉卻根本拿不出救災的糧食，打開糧倉大門。都是搬空的糧庫。而‘國黨’當時聯合在上海的粵商，社會富豪，募捐大批的糧食緊急運抵廣州。當時孫大先生都親自上陣。可惜這批糧食剛剛運抵黃埔港，就已經被瓜分，最後落在了糧商的手中。
不同於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貿易商人，糧商的眼界並不寬廣，他們的手段更多的是通過買通當地的糧倉管事，政府的一些小吏，加上本地的威望，導致這個群體一直成為官員不敢得罪的群體。尤其是縣長之類的牧民官，對糧商更是深惡痛絕，尤其是在災荒的年景。
貪婪，保守，固步自封，這是大部分糧商的通病。
而在鄉間，這些商人多半還有兩外一個身份，鄉紳。這個群體在民國地方上的話語權是很重的，而且經常站在官方的對立麵。宋子文沒有料到，王學謙最後的目的竟然不是湖州商幫，而是浙江的糧食商會。等到準備妥當，隻要不出大的紕漏，最後不管糧食售賣特許經營，或者乾脆收到政府管轄之內，都是可行的辦法。
而這樣做的好處就是，浙江境內麵對糧食緊缺的問題，將大大的減少幾率。除非出現像是三年多以前河南大旱那樣，顆粒無收的境地。控製了糧食供應和采購，城市將會在一個可控的穩定局麵之下。這項政策其實也是有參照的，有感於歐洲戰爭導致的物資緊缺，美國在歐戰之後就成立了糧食總署，第一任長官就是胡佛。胡佛采取的辦法很簡單，增加糧食的產量，限製糧食的價格。
“這倒是一個辦法！”
宋子文離開的時候，口中自言自語的說著。邊上的胡漢民卻大為不解：“老弟說什麼？”
“沒什麼，隻是有感而發。”宋子文敷衍道，他並不像和胡漢民說這些經濟戰略的問題，因為對方說起空洞的大道理起來，滔滔不絕，但是在前瞻眼光，戰略布局，甚至經濟角度，都是致命的缺陷。
‘國黨’不缺少誇誇其談的成員，而且位居高位的也不少。
但真正能做到謀定而後動的人，少之又少。
宋大公子是自詡是眼界高人一等的才學之士，尤其是站在胡漢民等這些‘國黨’內部的言論派。他們懂得商會對政府政令的下達的危害嗎？他們知道商會的致命弱點嗎？他們懂得借勢一舉將弊端全部清除嗎？
自視奇高的宋大公子，在一群備有用心的政客群中，繼續孤單，寥落，情緒低沉。
可惜了，王學謙能夠毫無顧忌地對那些背後貪婪的盯著政府糧倉、銀庫的糧商，一來因為浙軍大勝福建的直係軍隊，隻要平定了福建南部的叛亂，浙軍控製福建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狹大勝之威，自然是水到渠成。其次，就是浙江的鐵路，短短幾年時間，投入兩千萬的鐵路網，已經開始發揮功效了。
加上和南京港口的聯通，可以幾天時間內，就從兩湖地區籌備大量的糧食滿足市場。這也是導致糧商的功能一再的降低，等於說是被時代所淘汰了。
從層麵來說，在上海的華人創辦的糧食交易所，才成了王學謙需要關注的目標。
可惜，浙江能辦到的事，他宋子文卻無法辦到。在廣州。當初他籌備銀行，管理財政，也曾經想過動一下商會的一些經營項目，糧食是重中之重。
結果是功敗垂成，政府沒錢，糧食運輸規模太小，糧食收購太零散，都是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就是孫大先生當初在廣州當政，政府軍隊相互掣肘，舉步維艱。隻能靠著發動戰爭來穩固地位。結局是‘國黨’打贏了老桂係陸榮廷的軍隊，卻失去了廣州的政權。
不過宋大公子獨自哀傷不了多少時間了，他會繼續忙碌起來。
廣東畢竟是‘國黨’的大本營，擁有其他省份無法比擬的群眾基礎和優勢。而陳炯明最大的問題並不是無法控製軍隊，而是他作為孫大先的部下，竟然做出了兵變這等大逆不道的事。在廣東反對他的人數不勝數，他的督軍位置早就是岌岌可危了。
一旦，‘國黨’重返廣東，作為‘國舅爺’的宋子文。自然會被委以重任。而且他也有足夠被委以重任的才華。
杭州，西湖邊上的一處小巷。
取締了花船之後，西湖少了一些風塵氣息，卻多了一些普通人的足跡。
三進的院子。裡裡外外都坐滿了人，花廳內不斷傳來吵鬨的聲音。
這個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禍從天降這種事。一般都是騙騙人的，主要還是在自己身上，比如說不開眼冒犯人。性格缺陷……
至於一個老好人，整天與人為善，還攤上不明所以的禍事。那麼……應該從其他方麵找，不如說房屋的風水不好，祖宗的墓地犯忌諱之類的。總之，是個人倒黴，總是能找到十足的理由。
王學謙要對糧商動手了，這不是秘密，實際上在春荒時期，由於寧波城市人口急劇增加，糧食缺口越來越大，寧紹地區已經難以滿足本地發展的需要。這時候，糧食公會就像是聞到了血腥味的鯊魚一樣，聚集起來，在寧波這座新興的工業城市上咬了一口，這一口鮮血淋漓，直接將寧波港口後續工程的工程款給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