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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事情都要分成兩麵看，壞事之所以是壞事，因為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負麵的情緒上。
就那這次文藝圈的爭論，最後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罵戰來說，外人看著熱鬨，內行覺得揪心。而在王學謙看來無疑是一件好事，文藝圈的人大多數都是誰也不服誰的性格，所謂文人相輕就是因為沒有公認的第一，誰都覺得自己說的是對的，彆人都該聽自己的。除非一種情況，雙方的地位差距懸殊，一方占據絕對的話語權和權威性。
可世界上哪有這麼多的如果啊！
就周教授和陳教授的交鋒，雙方可謂是勢均力敵，不分伯仲。不管是誰都有大批的擁躉在其身後搖旗呐喊，罵戰升級也是無可避免的一種結果。
文人的罵戰古來有之，演變到最後互相掐架算是輕的，連陷害都用上，讓對手一輩子都翻不了身，連帶著子順後代都要倒黴也比比皆是。比如說元祐黨人碑，就是八百年前宋朝的事。
有皇帝的年頭也不能一意孤行，和所有的王公大臣們唱反調吧？
這是王學謙認為爭論有必要的原因，笑道：“其實我覺得倒是一件好事，學生該不該去運動，教授該不該支持？這個論題就很好，真理嘛？不爭個水落石出，也不可能成為普世價值觀，你說是吧？”
“可他們已經……都已經成了無端的謾罵，這還是大學教授該有的做派嗎？”胡適仿佛像是一根筋似的，身體繃的筆直，痛心就痛心在這裡，且不說國家積弱，民族危難時機，作為一個有責任心的人文，理應做出一些表率出來。
自古以來，讀書人金貴，這是因為科舉製度之下的讀書人，才是國家實際的管理者。這是一個將知識和權力雙重壟斷的階層，就連皇權在很多時候也不得不低頭。
民國了，這種特權已經不複存在了，可讀書人除了自認為的高貴之外，已經沒有任何一塊遮羞布來遮掩地位落差所帶來的尷尬了。於是清高就成了讀書人唯一的，也是僅有的一張門麵。
胡適痛心的就是，隨著‘內鬥’的不斷升級，讀書人很快就會連最後一塊底褲都讓自己人給扒拉下去……
但王學謙不這麼看，他看的更加遠一些，當然這個遠是以他的標準，在胡適這裡不值一提：“估計經過這段時間的罵戰，《語絲》和《現代評論》都將會增加不少銷量，對兩家出版社來說應該是好事。”
胡適目瞪口呆地看著王學謙，內心是淩亂的：“《現代評論》不是以掙錢為目的存在的，是為了推薦更優秀的作品，普及……”
“停……你說這麼一大堆，辦刊的錢從哪兒來？持續經營無法產生利潤，又從哪兒拉來資金？”王學謙就看不上這些文化人的做作，在後世，文化圈談錢俗，不談錢連話都不搭理你信不信？
胡適在這一刻，倔強的如同是一根青蔥一般，看似毫無分量，卻直挺挺地豎在王學謙麵前，語氣有種怪異的凝重，這可不是性格詼諧的胡適風格：“子高，你錯了。《現代評論》是一份倡導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刊物，是介紹人類最為寶貴的精神食糧，這麼能談錢呢？並不是一份以盈利為目的通俗刊物。”
“可你們的刊物也不是白送的啊！一塊錢一本的周刊，對於普通學生來說能負擔得起嗎？對於小學，甚至中學教師來說，能負擔的起嗎？適之，你是做過中學教師的，你應該知道一個中學教師一個月的薪水養家有多不容易，還能拿出多餘的錢購抵得上他半個星期薪水的周刊嗎？如果隻是為了大學教授辦的刊物，那麼受眾麵對於民國來說幾乎毫無作用。試問，民國的大學有多少？教授有多少？是五百，還是一千人呢？一個隻有在小範圍內傳播的刊物，其影響力有多大，誰都能看得到。適之，彆再騙自己了，在我看來《現代評論》不過是一小群人孤芳自賞的破敗寺廟，根本無法擔負傳播文化的重任。刊物要增加發行數量，才能獲得同等的社會影響力，倡導民眾不該是一下子就拿出陽春白雪的高冷名著，而是要一點點誘導……”王學謙說著說著，很奇怪的看著胡適：“對了，你剛才說《現代評論》不是一份以盈利為目的刊物，你們辦刊的錢不會是自己拿出來的吧？”
說到辦刊物的錢，胡適一咧嘴：“我們怎麼可能自己拿錢貼補刊物？”
感覺好像說漏了嘴的胡適，立刻停住。
可王學謙立刻抓住了胡適的破綻，好笑道：“好啊！你們難不成辦一家高冷的刊物，還專門去找了‘冤大頭’來給你們送募捐？”
“什麼要‘冤大頭’？”胡適瞪眼反駁，可語氣不再那麼堅定，不容置疑：“那些都是熱心於文化事業的工商界朋友……”
“不給捐款的，估計就快成黑心商人和無良政客了吧！”王學謙隨意道，他知道文化圈的喜好，轉眼就不認人的也比比皆是。當然胡適的人品在文化圈裡已經算是好的不能再好的稀缺人種了。
胡適張了張嘴，這種怪話他是沒有說過，可保不齊林子大了什麼樣的鳥都有。
文化圈就是這樣，全憑一張嘴，一支筆，所有的本事都在吐槽上了，至於理由就三個字——‘看不慣’。連帶著兼顧一下民族大義，在這個圈子裡已經算是品行高潔，屬於有理想的那個層次了。
想到這些，胡適沮喪道：“我說不過你，這次來上海找你是想要請你幫忙。”
“好吧，你終於也把我當‘冤大頭’看了！”
“子高，我怎麼可能會把你當‘冤大頭’看呢？找你幫忙不假，可不是讓你上當受騙的。”
他其實想的很透徹，民國的文化圈不大，思想界也就那麼些人。有名有姓的就更少了，而這些人對民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影響力是最大的。而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政權來說，青年知識分子是最為寶貴的人才儲備。他不指望拉攏文化圈的幾個活躍的領軍人物，就能誘導青年人的思想。他隻要讓這些人不給他添堵已經很不錯了。
王學謙倒是不在意花這點冤枉錢，對彆人可能是冤枉錢，可是對他……顯然不是，很快這些錢就會給他帶來更大的回報。到他這個層次，錢已經不重要了，至少在民國是如此。權力越大，對金錢的依賴就越來越小。都說民國的官場是金錢和關係維係的一個階層，小人物，底層的官員是找錢，見天的收刮孝敬上司，目的就是為了升官，然後發財；等層次高一點了，開始掙錢，因為手上有權之後，來錢並不難；再高的話，那就是錢找人了，說句不誇張的，做到一省一把手這樣的地方大員的，如果開口想要錢，排隊送錢的能把大馬路都堵塞了……
像是曹錕這樣的，已經是大總統了，還死命想要撈錢的主，真的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