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期的佛典翻譯事業，主要開始於安世高。
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國的太子，博學多識，信仰佛教。
當輪到他即位的時候，他卻讓位給叔父出家修道去了。
此人精研阿毗曇，兼習禪定，遊化西域各地，聞名一方。
東漢末大約七十年間，各譯師翻譯的經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觀、阿毗曇、佛傳、般若幾方麵。
在初期的佛典翻譯當中，一般常用“文”、“質”兩個字作譯文的評語。
“文”是指翻譯時以文辭優美、適合本土習慣為主，“質”是指以傳達原意精準為主。安世高、支讖等譯師，大多采用質樸的直譯，文采比後代優秀論師差些。
教自傳入中國，王公貴人中，楚王劉英為曆史記載中最先祀佛的人，他曾為佛齋戒祭祀，並曾奉縑帛替人贖罪。
但他對佛之認識仍十分粗淺，既信佛，卻又誦黃老之微言，且曾把佛與孔子、老子一齊祭祀，他又與方士交往。
可見此時漢人之對佛，是把佛教視為一祭祀方術，以為其學說隻是鬼神報應之說。
當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傳入，首先要在當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點。
而現在中國流行陰陽五行，神仙方士之說，故當時國僧侶到中國時，奇裝異服，對佛像燒香禮拜，誦念人們所不懂之經，在當時人民的心目中，自然被視作方士之類。
而他們舍世的生活方式，也與道家的隱修和回歸自然的思想相似，故當時之佛教是被當作與黃老及神仙道術等相類似的東西，而被漢人民所接受。
永平十年時，明帝曾遺使到天竺求法，並得攝摩騰、竺法蘭把佛經及釋迦立像帶到洛陽。明帝令畫工仿畫佛像並置清涼台收藏，又把佛經藏於蘭台石室，又建白馬寺於洛陽，正式展開佛教在中國的弘法事業。
桓帝時，大力弘揚佛法，雖在宮中黃老浮屠並立祠，及士大夫間也佛老混言，但在他們的重視下，佛教得以在中國迅速傳播。
靈帝時，牟子銳誌於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論》，以解時人對佛教之疑惑與攻擊，謂“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
自此，佛教遂成一幟，漸與道儒分途。
自明帝建成白馬寺後，靈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以銅造像，黃金塗身，衣以錦采，所建佛閣可容三千餘人，附近各地人在此聽佛和讀經。
每年四月八日浴佛節設酒飯，布施於路，延綿數十裡。
許多佛僧於傳教初期為求在中國新地上生存與發展，儘可能遷就當地固有的文化，采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學的態度，在記述佛教傳播的史書中，佛道往被相提並論。
自明帝至桓帝時的百年間，始終以黃老浮屠歸為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為佛陀。
另一方麵，儒學在漢代己漸居社會思想的主導地位，佛教對之也取尊崇之態度。
如牟子極力以佛教教義迎合儒家，認為佛教義理與儒家倫理綱常思想是一致的，自己雖信佛但對儒家的仁孝思想並行，康僧會甚至把仁說為佛教的最高原則。
東漢時，諸儒往往把佛貶為“夷狄之術”，認為其出剃發棄妻等行為不合孝子之道。
而道教也對佛教進行攻擊，除造老子化胡說以證明其資格早於佛教，又指佛僧棄親、拋妻、食不清、行乞丐為“四毀之行”。
到了東漢末，佛教已趨向獨立，而對道的排斥也進行抗爭。
本來對賈詡就很忌憚的戲誌才，聽到他對佛教入木三分的分析，不由頭皮發麻。
趙雲也在一旁沉吟，半晌沒有說話。(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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