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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
隨著一聲長笛聲音，福祥號客船在牽引船的拖引下，緩緩的駛入港口，在客運碼頭的一個泊位上停靠，這個泊位的岸邊插滿了彩旗，在客船停靠的地方還掛著一麵大橫幅，寫著“慶賀福祥號客船首航成功”的字樣。而這時在福祥號客船的側舷上，也擠滿了客人，觀看港口的景像。
原來福祥號客船是青島造船廠建造的一艘近海客船，排水量3500噸，航速為12節，可以搭載500名旅客，並且設有100間客房，另外還可以搭載800噸的貨物，能夠在6級海況下行駛。剛剛從上海走了一個來回，完成了首次航行，如果這一次航行沒有大的意外，下一次就將從天津直達上海。
這時在客船的二層側舷上，聚集著一群年輕人，約有7、8人，年齡都在2、30歲之間，全部都是身穿洋服，留著短發、未係辮子，正在指指點點，議論紛紛，神色之間頗為興奮的樣子。
“星台，看來這海外華人確實是有些阡陌，隻看這港口的繁忙景像，但卻秩序景然，人貨多而不雜、忙而不亂，雖然還不能和東京、大阪這樣的大港口相比，但文明氣像，到是相差無幾啊。”
“是啊，隻看這港口，確實有幾分現代城市的樣子，看來這次我們來青島定是大有收獲。隻是不知道海外華人又是何等風範。”
“我看還未能就此定論，隻是一座港口而已，如果以繁榮景像、秩序而論，上海、廣州的港口也未必相差多少。”
先前說話的那人搖了搖頭，道：“上海、廣州的港口均是在租界，由洋人管理，而清廷治下的港口幾曾有過這樣的氣像，我的目力雖然不佳，但也見岸上的執事人等均是我中華漢人，因此僅此一點，也可見海外華人之不凡了。”
又有一人嗬嗬笑道：“也是，夏先生仍誠實豪爽之人，絕不會故做浮誇之言，咦！夏先生在那裡？怎麼沒有出來，這都快要下船了。”
“夏先生和黃先生、徐先生、秋先生還在船艙裡說話，他說了，讓我們彆急著下船，等在船上多等一會，等其他的客人都下了船我們再動，到時候自然有人到碼頭來接我們。”
其他人聽了，也就都放下心來，繼續談笑，又過了好一會兒，船上的客人也都己經下得差不多了，這時正在禦貨，隻聽腳步聲響，又有3、4個人來到船舷邊，為首的是一個50歲左右的老人，身材魁梧，方麵大耳，長髯垂胸，其他幾人的年齡也都較長，均在30歲開外，還有一名女子。
這群年輕人見了，也都紛向打招呼道：“夏先生。”
原來這老人正是夏思痛，他在1902年底受華東政府的委托，到海外去尋找有誌革命之士，到山東來共圖大事。夏思痛出海之後，先到南洋，足跡遍及東南亞諸島，到是也結交了一些華商、誌士，不過都是零散數人，不成組織，而且那裡華東政府的名字未顯，因此也都對華東政府不感興趣。
夏思痛在南洋遊曆了大半年，雖然成效並不大，但也增漲了不少見識，而且也打聽清楚，在日本聚集著大量的革命誌士，組建的團體眾多，聲勢頗大，於是夏思痛又來到日本。結果和華東政府的爪哇護僑行動錯過了。
雖然是初到日本，但夏思痛的交往頗廣，既使是在日本，也能經人轉托，交結到不少人，生活衣食不愁，而幾個月後，經人引見介紹，和不少革命者相識。
其實在日本結識革命者，根本不需要有人引見介紹，因為在日本，中國革命者的行動基本是完全公開的，不僅能夠隨意的聚會、結社、發表演說、組織社團，甚致是創辦報紙雜誌出書，可以公開宣揚武裝推翻清廷的主張。儘管清廷多次向日本發出抗議，但日本政府以言論自由為名，對此基本不聞不問，還有不少日本政界、工商界的人員和中國的革命者結交成友，甚至是資助革命者，因此說這時的日本是中國革命者的大本營，到是一點也不為過。
日本當然不是好心幫助中國的革命事業，隻是一種兩麵下注的手段而己，畢竟日本和中國的文化相通，又知曉中國曆史，不少日本政治人物都認為，按照中國曆史的發展，清廷實際己經進入王朝末期，基本己經無力回天了，隻是能夠苟延殘喘幾年而己，因此現在的革命者，在將來很可能成為中國政壇上的重要人物，日本政府有必要和革命者中的知名人士保持良好的關係，政界人士可以和他們建立私人友誼，將來日本就能對中國保持足夠的影響力。
這個時候在日本比較有影響力的革命團體主要是3個，一是由孫中山創辦的興中會；二是由黃興、宋教仁創辦的華興會；三是由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創辦的光複會。
其中當然是以興中會的影響最大，因為興中會雖然是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但在1895年就在日本成立分會，在日本己有近10年的發展，而且興中會的創辦人孫中山的個人聲望也是最高的。孫中山的個人聲望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到這時為止，孫中山己在中國組織了廣州起義、惠州起義，儘管這兩次起義都是以失敗而告終，但畢竟是有行動，這一點要比其他隻說不練的革命團體當然是要強得多。
而另一方麵，則是孫中山在英國倫敦被清廷特務緝捕入中國公使館的蒙難經曆。當時英國的《泰晤士報》、《地球報》均對此進行了報導，在歐洲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成為震驚世界的政治迫害案。在輿論的壓力之下，當時英國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國公使館釋出孫中山，否則將駐英大使龔照瑗及一眾外交人員驅逐出境。
孫中山被釋放之後，用英文出版了《倫敦蒙難記》一書，從默默無聞變成了名聲大噪的世界級政治流亡人士，因此這一事件也成為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的轉折點，一舉成為革命者陣營中聲望最的人。
不過日本也不是隻收留革命者，同時也收留和扶持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粱兩人分彆在英國、日本的保護下，逃到日本，並以日本為基地，號招在日華人支持自己，在中國推行立憲，並且反對慈禧，力主由光緒親政，主持改良。
其實在康有為、梁啟超初到日本時，孫中山曾托日本友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為示好，希望能和康梁同商革命大業。但康有為以朝廷忠臣自居，又自命當代聖人，而當時孫中山的名氣隻是在海外，在國內還是無名之輩，因此自然不把孫中山放在眼裡，斷然拒絕了孫中山的提議，從此兩派分道揚鑣。
但這時康有為、梁啟超確實均是大有名頭的人，而且康有為又善於自吹，不僅以聖人自居，還把自己打扮成為帝師，並且假稱自己是奉了光緒的密詔外逃，招兵討賊勤王。由於這時皇權在中國人心目中還有相當的權威性，因此康有為的這一番包裝在海外的中國人中確實有不小的號招力，
兩人來到日本之後，立刻就招集到一批信徒，並且在橫濱創辦《清議報》，宣傳自己的改良立憲主張，而且康、梁兩人均是當代國學大師，妙筆生花，文章的條理清晰、字句工整，言語有據，在這個以報紙為主要宣傳工具的時代，確實是非常有用的，相比之下革命者的文章顯得激情有餘，但卻文理不足，因此維新派一時聲望之盛，甚致壓倒了興中會。
後來康有為在1899年赴美發展，留下梁啟超在日本主持大局，並在加拿大正式成中“中國維新會”又稱“保皇會”，並在美洲、南洋、香港、澳門甚致是興中會的老剿檀香山設立分會，一時聲勢頗為浩大。
不過庚子國變之後，清廷的聲望大跌，不少中國人對清廷也徹底失望，加上一批有深厚國學基礎的革命者來到日本，使革命者陣營的理論實力大增，1903年，革命者中的國學大師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文章的論證嚴密，文風雄健，對康有為的改良維新主張進行痛快淋漓駁斥，從此雙方在報紙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戰，頗為類似現代網絡中各大論壇的爭辯與炒作，但從大勢來看，是革命者開始扭轉頹勢，維新派則每況愈下。
從表麵上看，革命者和維新派的論戰是主義、觀念之爭，但實質是雙方都要爭取在日的中國留學生及海外華僑，畢竟這時兩派在國內基本都沒有什麼基礎了，活動經費的募集以及運動的基本力量，都要在留學生及海外華僑中爭取，因此雙方其發展空間極為狹窄，自然是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勢。
夏思痛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來到日本，當然對夏思痛來說，自然是革命者的主張對路，而且華東政府也是這樣的主張，因此很快夏思痛就倒向了革命者的陣營，並且和孫中山、章太炎、陳天華等革命者中的有名人物相識。
而且夏思痛為人豪爽、見多識廣，又有深厚的國學根基，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是華東政府的代表，更是給他增加了不少的份量。日本與中國接近，而且又注重收集中國的信息資料，因此華東政府的不少資料消息都傳到了日本，相比於南洋，在日本的華人對華東政府的了解要深得多，不少人也對華東政府很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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