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月下半旬開始，金軍南下的傳言就在河北一帶流傳。
直到八月二十二日，趙州探查到大規模金軍蹤跡，正式確定了金軍的南下。
到八月二十七日，消息傳到東京，就在東京的朝堂上迅速形成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這爭論的話題起初還是在關於如何打的問題上，但過了幾天，話題的風向忽然就變了。
話題轉變的起因是戶部在政事堂提報了一份夏稅征稅的彙總。
其顯示，京東東路、京東西路、京西北路、京西南路、陝西諸路、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夏稅征收情況比去年跌了至少一半。
兩稅，指的是北方征夏稅，南方征秋稅，兩淮地區部分征收夏稅，部分征收秋稅）
而河北兩路、河東路又被趙官家免了十年稅。
這下直接炸鍋了。
北方往年可以征收稅糧至少1700萬石以上，今年上報的數字居然才800石。
這他媽的，這數據是直接穿越到崇禎年間了？
九月初一，淮南西路轉運使翁彥國的奏疏也到了東京。
這是一份讀起來“憂國憂民”的奏疏。
翁彥國首先陳述了淮南西路目前的民生，一句話：民心難安。
翁彥國隨後又陳述了淮南下路目前的地方治安，一句話：盜匪四起。
隨即，翁彥國又陳述了地方仁人誌士的擔憂：內有朝綱崩壞，奸臣當道，外有蠻夷窺視中原，天下蒼生於水火之中，社稷危如累卵。
最後，翁彥國陳述了關於這一次征稅的情況：臣死罪，但臣已經儘心儘力，願陛下賜死臣。
大致內容就是這四點。
也正是這份奏疏，把朝堂的注意力，從如何支援前線，轉移到了新政上。
《京畿路新農政條則》是六月初六發布的，眼下已經是九月初。
經曆了三個月時間，京畿路的反抗幾乎全部被快速鎮壓下去。
不同於王安石變法，這一次的《京畿路新農政條則》是趙官家在背後親自主刀，快準狠。
但如果改革之路如此簡單，豈不是曆代帝王都可以隨隨便便把一個衰弱的王朝拯救回來？
改革的難點就在於，很容易牽一發而動全身。
京畿路執行下去後，所產生的影響，也終於在這一次的夏稅征收中表現了出來。
具體就濃縮在了翁彥國的這份奏疏裡。
這份奏疏，表麵上在談民生，但實際上每一條背後都在暗指京畿路新政帶來的惡劣影響。
例如民心難安，意思是朝廷在京畿路胡亂殺人，造成了民間的恐慌。
例如地方仁人誌士的擔憂，朝綱敗壞，奸臣誤國，外患不止，這就是直接罵新政派，尤其是高俅、秦檜等人，諂媚弄權，大興刑獄，坑害忠良。
這份奏疏，再加上今年夏稅的征收情況，立刻讓朝堂上有些人找到了嗨點。
夏稅收不上來，淮南路民生多艱，矛頭全部指向了六、七、八這三個月的新政。
而且短短幾天，就從指責新政，到紛紛奏疏希望趙官家叫停新政。
吏部右侍郎李純佑更是沉重地說道：如果不能立刻平息內部巨大的分歧，安定各方，會給抗金帶來巨大的危害。
九月初九，也就是東線的韓世忠剛剛大舉殲滅完顏宗敏的第二天，東京城的趙寧接到了整整一百封奏疏，全部是請求他叫停新政的。
趙寧一把將這些奏疏全部扔在地上，怒道：“把這些官員名錄記下來，若是京師的官員，立刻去查他明顯田產！”
“若是地方官員，戶部派人去查地方稅收！”
這一百封奏疏，都是打著“抗金”的旗號，還真是讓人無法反駁啊！
原本京畿路的輿論已經將新政變成了金賊最忌憚的存在，而眼下，輿論的風向似乎又轉了。
仿佛新政一夜之間變成了“抗金”最大的絆腳石，必須處之而後快。
趙寧這裡不僅僅有一百封要求叫停新政的奏疏，還有一百份高俅派皇城司班直從各地上報上來的民情調查。
以及東府中書省彙報上來的民情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