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深知準備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在籌備過程中，他不僅關注戰船的修理和改進，還特彆注重士兵的訓練。他親自指導士兵們進行戰術演練，提高他們的戰鬥技能和團隊協作能力。此外，他還精心挑選工匠和技術人員，確保武器和艦船的質量，力求在未來的戰鬥中發揮最大的效能。
在這一時期，施琅還積極搜集情報，了解鄭氏集團的動態和防禦部署。他利用自己在台灣的人脈網絡，獲取了許多有價值的信息，為即將到來的戰役製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
六、領軍攻台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領清軍水師從銅山（今福建東山島）出發，開始了收複台灣的征程。在策劃進攻路線時，施琅充分考慮了當時的風向、潮汐以及敵方的防禦情況。他決定乘著六月的西南季風，率領船隊穿越台灣海峽，首先攻占位於澎湖主島以南、鄭軍防守較為薄弱的八罩島。這樣做不僅可以獲得一個安全的錨泊地和進攻出發地，還可以占據上風上流的優勢位置，以便更好地向澎湖發起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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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六日，施琅指揮的清軍艦隊首次向澎湖鄭軍發動進攻，但初戰並未取得預期成果。麵對這一情況，施琅迅速調整策略，對下一步的作戰行動進行了周密的籌劃和部署。他將清軍分為四個部分
主攻部隊由施琅親自率領，擁有56艘大型戰船，負責正麵進攻鄭軍的主要陣地娘媽宮。
東線攻擊部隊由總兵陳蟒等人率領，共有50艘戰船，從澎湖港口東側突入雞籠嶼，作為奇兵配合主攻部隊夾擊娘媽宮。
西線攻擊部隊由總兵董義等人統領，同樣擁有50艘戰船，從港口西側進入牛心灣，進行佯動登陸，以牽製鄭軍的西翼。
預備隊其餘80艘戰船作為預備隊，跟隨主攻部隊隨時待命。
六月十八日，施琅派出戰船攻取澎湖港外的虎井、桶盤二島，掃清了外圍障礙。經過充分的休整和準備，六月二十二日早上七時，清軍向澎湖鄭軍發起了總攻。經過九個小時的激烈戰鬥，清軍取得了全麵勝利，共擊斃和傷及鄭軍官兵約12萬人，俘虜了5000餘人，摧毀和繳獲鄭軍戰船190餘艘。鄭軍主將劉國軒則乘坐小船從北麵的吼門逃往台灣。
此次戰役中，清軍陣亡329人，受傷1800餘人。這場勝利不僅標誌著施琅多年以來的願望得以實現，也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的裡程碑。隨著澎湖海戰的勝利，台灣的防禦力量大大削弱，鄭克塽被迫發令，率領其臣下向清朝投降。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台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
七、招撫鄭氏
在澎湖海戰取得勝利後，施琅采取了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麵加緊軍事行動，另一方麵對占據台灣的鄭氏集團進行招撫。在施琅大軍的威壓之下，鄭克塽意識到抵抗已無意義，他對劉國軒說道“人心風鶴，守則有變；士卒瘡痍，戰則難料。還是應當請降，以免今後追悔莫及。”在劉國軒的勸說下，鄭克塽最終決定向清朝投降。
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領的清軍艦隊抵達台灣。劉國軒和其他文武官員前往迎接施琅。施琅抵達台灣後，表現出了極高的政治智慧和人文關懷。他主動前往鄭成功廟宇進行祭拜，對鄭成功及其子孫為台灣做出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施琅在祭文中提到，鄭氏父子收複台灣是對國家和人民儘忠的表現，他本人對鄭成功並無怨恨之情。祭拜過程中，施琅情緒激動，熱淚盈眶，這一舉動深深打動了鄭氏官兵和台灣民眾的心。
施琅的這些舉動顯示了他寬廣的胸襟和對大局的把握，與古代的伍子胥形成了鮮明對比。伍子胥曾因個人恩怨而複仇，而施琅則能夠超越個人恩怨，以國家利益為重，贏得了台灣民眾的尊敬和稱讚。
與此同時，關於台灣的地位和未來管理方式，在清廷內部存在著不同的聲音。有些官員認為台灣地理位置偏遠，維護成本高昂，不如放棄。但施琅堅持認為台灣的戰略位置至關重要，不容忽視。他上書力主在台灣設立行政機構，派遣軍隊駐守，以確保台灣的安全和穩定。
在這一過程中，施琅得到了清朝東閣大學士黃錫袞的支持。黃錫袞不僅是兵部的分管大臣，而且還是施琅的親戚。施琅的觀點和建議最終打動了康熙帝和其他朝中大臣。經過討論，清廷決定在台灣設置府縣，派遣軍隊駐守，從而確保台灣成為清朝版圖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八、晚年
在收複台灣之後，施琅擔任台灣的管理者，他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穩定台灣的局勢。然而，這些措施中的一些在後世看來頗具爭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規定赴台灣的人不許攜帶家眷，這一政策旨在防止人口大規模遷移至台灣，但同時也帶來了負麵後果。施琅認為惠州、潮州地區的人口容易與海外勢力勾結，因此他禁止這些地區與台灣的往來，特彆是禁止廣東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這些地區出的“海盜”較多，且當地人可能與鄭氏集團有聯係。此外，對於其他地區人民渡台，施琅也實行嚴格的限製，規定渡台人員不得攜帶家眷，這意味著不允許百姓在台灣長期定居。這一政策導致台灣婦女短缺，影響了台灣的人口結構和社會發展。
除了這些嚴格的移民政策外，施琅還在台灣實行了土地政策。他大量占有台灣的土地，這些土地被稱為“施侯租田園”，幾乎占據了南台灣已開墾土地的一半。這些土地產生的租金被稱為“施侯大租”，由清朝在台衙門代為收取，並將收入上交至北京轉交給施琅及其後代。不僅如此，施琅還對澎湖的漁民征收額外的費用，稱為“規禮”，這些費用直接進入他的私人財庫。
施琅的這些行為在當時雖然可能被認為是合理的管理手段，但在後世看來，它們無疑給台灣帶來了負麵影響。特彆是禁止攜帶家眷的規定，不僅阻礙了台灣的人口增長，也對當地社會結構造成了長期的影響。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施琅逝世。清朝給予他很高的榮譽，賜予他“襄莊”的諡號，並追贈他為太子少傅。施琅去世後，與他的妻子王氏、黃氏合葬在一起。
結語
施琅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從早期的反清到最終成為清朝的重要將領，再到台灣的成功收複，他的經曆反映了明末清初複雜多變的政治局勢和個人命運的波折。施琅的故事不僅是個人英雄主義的體現，更是中華民族追求統一和和平發展的曆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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