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仕途
鄂爾泰的早年仕途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了起伏與挫折。他出生於一個顯赫的家庭，家族成員曾在清朝初建時期立下汗馬功勞，因此，鄂爾泰從小就承載著家族的期望與榮耀。他的祖父圖彥突曾任戶部郎中，父親鄂拜則是國子監祭酒，這無疑為他了良好的教育環境與社會資源。
自六歲起，鄂爾泰就開始接受係統的儒家教育，研讀四書五經，到了八歲時，他已經能夠撰寫文章，並且練習書法，展現出了過人的天賦。鄂爾泰十六歲應童子試，十七歲中秀才，十九歲補廩膳生，這些成就都是他勤奮學習的結果。二十一歲時，他中舉，正式步入仕途，並承襲了家族的佐領世職，成為一名侍衛，這意味著他有機會接近權力中心，參與到朝廷的日常政務之中。
然而，儘管出身良好，又有一定的才華，鄂爾泰的官場之路卻並不平坦。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三十六歲的他才終於獲得了內務府員外郎的職位。這個職位雖然重要，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鄂爾泰並沒有獲得進一步的晉升機會，反而陷入了長時間的停滯狀態。這讓他感到十分苦惱和沮喪，他開始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了深深的憂慮。
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元旦，正值四十一歲的鄂爾泰，麵對著新年新氣象，卻在鏡子前感歎自己年華老去，門前冷落，草木未興。他在《詠懷》詩中表達了對自己仕途前景的悲觀情緒，認為如果到了四十歲依然無法有所作為，那麼即便活到百歲，也未必會有大的改變。這段時期，鄂爾泰的心情可以想見是非常沉重的，他或許從未想過自己將來能夠達到高位，成為朝中的重臣。
二、官運轉機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鄂爾泰的命運迎來了重大轉折。這一年，他被任命為雲南鄉試副主考，這是他首次獲得較高層次的官職任命，意味著他在官場上的地位得到了認可。僅僅幾個月之後，五月，鄂爾泰便被越級提拔為江蘇布政使，成為了地方上的重要官員。這次晉升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肯定，也是對他未來潛力的高度期待。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鄂爾泰再次獲得晉升，這一次他被任命為廣西巡撫。然而，就在他即將赴任之際，雍正帝認為鄂爾泰的能力足以承擔更大的責任，於是決定改封他為雲南巡撫，同時賦予他兼管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的職責。實際上，由於當時的雲貴總督楊名時主要負責雲南巡撫事務，鄂爾泰在西南地區行使的是總督級彆的職權。
當時，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及湖南、湖北等地，分布著眾多的少數民族，如苗族、彝族、壯族、白族、瑤族等。這些地區長期以來實行的是土司製度，這是一種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地方自治形式。土司們幾乎擁有絕對的權力，他們不僅占有土地、山林和水源，還掌握著土著居民的人身自由。土司與土民之間存在著極為不平等的關係，土司可以隨意處置土民的生命財產，甚至以射殺土民為樂，或在祭祀活動中將其當作祭品。
土司製度的存在不僅阻礙了地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還對中央政權構成了潛在威脅。土司各自為政，擁有私兵，一旦中央政府試圖乾預，往往引發武力衝突。因此，解決土司問題是當時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雍正帝即位後，西南各地的地方官員紛紛上奏，要求解決這一問題。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雍正帝認為“改土歸流”是唯一的解決之道，即取消土司製度，改為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員進行管理。
恰逢此時，雍正帝任命鄂爾泰為雲貴總督，並委派都統封正南協助他解決土司問題。鄂爾泰深知任務艱巨，剛到任時便遭遇了土司甲兵的騷擾，甚至軍營被焚燒。麵對挑戰，鄂爾泰沒有退縮，而是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他認為單純依靠軍事力量隻能解決表麵問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徹底廢除土司製度，實施“改土歸流”。
鄂爾泰提出了“以用兵為前鋒治其標，以根本改製治其本”的方針，主張對於敢於反抗的土司采取剿撫並用的策略，對於頑固抵抗的堅決打擊，而對於願意悔改的給予寬大處理，並鼓勵土司主動投獻，對於表現良好的土司可以授予新的流官職位。這一係列措施旨在減少敵對情緒，減輕改革的阻力。
三、督察三省
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鄂爾泰正式被任命為雲貴總督，並加授兵部尚書銜。這一任命標誌著他在雍正朝中的地位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也意味著他肩負起了更為艱巨的任務——全麵負責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的“改土歸流”工作。這一任務不僅關乎邊疆的穩定，更直接影響到中央政權對這些地區的實際控製。
在鄂爾泰就任之初，廣順長寨土司的挑釁行為成為他展示決心的機會。麵對土司的頑抗，鄂爾泰果斷采取軍事行動，迅速摧毀了長寨土司的力量。這場戰役的成功不僅為鄂爾泰贏得了聲譽，也為後續的大規模“改土歸流”奠定了信心。隨著長寨土司的覆滅，鄂爾泰奏請設立長寨廳（今長順縣），並派流官進行治理，這標誌著“改土歸流”工作的正式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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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長寨的成功，雍正帝對鄂爾泰的能力更加信任，隨即破格提拔他為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總督。鄂爾泰深知這三省“改土歸流”的任務繁重，因此他立即著手深入了解三省的特點及土司的情況，並製定了詳細的改流和用兵計劃。他的策略是既有堅定的決心，也有靈活的手段，對於不同的土司，根據其態度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
例如，在鎮沅地區，土司刀瀚和沾益土司安於蕃利用朝廷命官的身份招募軍隊，擴張勢力，破壞了官府的形象。鄂爾泰指揮軍隊，迅速活捉了這兩名土司，並在當地設置了新的行政單位——鎮沅州和沾益州，以流官取代了原來的土司，確保了中央政府的權威。
在烏蒙、鎮雄二地，土知府祿萬鐘和隴慶侯拒絕投降，並聯合起來對抗官兵。鄂爾泰命令遊擊哈元生率兵征討，並請求四川的軍隊協同作戰，最終擊敗了聯合的土司軍隊。在這之後，鄂爾泰繼續推進“改土歸流”，設立了烏蒙府（後改名為昭通府）和鎮雄州。
廣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擁有一支四千多人的精良部隊，鄂爾泰決定采取招撫策略。經過多次勸說，岑映宸最終解甲投降，鄂爾泰給予了他優待條件，並在該地設立了泗城府製。這一舉動得到了當地民眾的支持，梧州、柳州、慶遠等地的兄弟民族積極響應“改土歸流”的號召，主動向鄂爾泰物資支持，並自發組織自衛力量，配合官軍打擊那些不願意服從中央管理的土司。
四、苗疆改土
黔東苗嶺山、清江、都江地區，是貴州省內的一個重要區域，被稱為“苗疆”，這一帶地勢險要，周圍三千餘裡，共有1600餘處土塞。該地區左臨清江，可以通往楚地（今湖南一帶），右側的都江則連接廣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州位於這片區域的中心，被眾多土塞環繞，是一個戰略要地。鄂爾泰深知，要在這裡推行“改土歸流”，麵臨的困難比其他地方更為複雜。
雍正四年（1726年），鄂爾泰意識到單憑自己的力量難以完全掌控苗疆的局勢，於是邀請了熟悉當地地形和民情的貴州按察使張廣泗共同商討對策。張廣泗是一位富有經驗的將領，他在鄂爾泰的支持下率領軍隊進攻苗司軍隊，成功攻入了古州城。然而，儘管取得了初步勝利，苗疆的土司們仍然不斷反抗，使得“改土歸流”的進程異常艱難。
為了進一步平息叛亂，雍正帝采取了多種措施，除了派遣軍隊鎮壓外，還派出官員前往苗疆進行宣諭，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說服苗民接受改革。然而，這些措施並未取得預期效果，被趕走的土司及其武裝力量仍然不斷地煽動土著居民發動叛亂，導致局勢反複無常。
叛亂的苗民占領了已經歸流的古州、台拱、黃平等地，並包圍了都勻府的丹江、凱裡等地。麵對這一嚴峻形勢，雍正帝不得不調動廣東和四川的軍隊，配合鄂爾泰鎮壓叛軍，並派遣了“撫苗大臣”張照從京城趕來協助“會剿”。然而，張照在前線的表現並不理想，他不僅未能有效平息叛亂，反而向雍正帝秘密報告，指責鄂爾泰的“改土歸流”策略存在根本性的錯誤，認為這種做法不僅未能安撫民心，反而引發了更多的內部衝突。
麵對張照的批評，鄂爾泰並未動搖，他在上疏中坦承自己在執行過程中存在不足，但堅決不認為“改土歸流”的基本方針是錯誤的。鄂爾泰堅信隻有通過改革才能實現長久的穩定和發展。最終，在罷免了張照之後，雍正帝重新任命張廣泗負責鎮壓叛亂，經過一係列艱苦的鬥爭，終於使苗疆地區的流官製度得以確立，實現了對這一區域的有效管理和控製。
五、安定湖川
在雲貴地區“改土歸流”工作取得顯著進展的同時，鄂爾泰的目光也轉向了兩湖（湖南、湖北）地區。與雲貴不同的是，兩湖地區的土司與漢族居民混居，土司們對流官製度已有一定的了解和接觸，因此“改土歸流”的推進相對順利。許多土司看到大勢所趨，主動要求歸附中央政府，接受流官製度。
然而，也有一些土司選擇了抵抗。例如，湖北容美的土司田如就拒絕改流，這迫使雍正帝下令鄂爾泰采取軍事行動。鄂爾泰派遣軍隊進剿，田如在內外交困之下，失去了支持，最終自縊身亡。田如的死亡不僅標誌著其勢力的終結，也促使容美地區順利過渡到流官治理的新體製下。
與此同時，在四川的寧遠、峨邊、馬邊、雷波等地，土司製度同樣給當地的彝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這些地區山巒連綿，彝族人民世世代代在這裡生活勞作，但由於土司的壓迫，他們的生活極其悲慘。四川的軍政長官在麵對彝民區的“改土歸流”時表現出畏難情緒，遲遲沒有采取行動。然而，隨著雲貴地區“改土歸流”的成功案例逐漸顯現，四川的官員們受到了鼓舞，開始效仿雲貴的經驗，派兵進入彝區，逐步在沙馬、雷波、吞都、黃螂、建昌等地實施了“改土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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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爾泰在“改土歸流”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不僅在關鍵時刻上書，提出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還親自製定了具體的改流方針，並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和完善。鄂爾泰深知，這項改革不僅需要軍事上的強力推進，還需要細致的政策設計和周密的社會動員。他倡導的“改土歸流”不僅僅是一次行政製度的變革，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它打破了原有的封建割據狀態，加強了中央對邊疆地區的控製，促進了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
六、晚年
雍正六年（1727年），鄂爾泰的官職再度提升，他被任命為雲貴廣西三省總督，統管這三個省份的事務。這一任命不僅體現了雍正帝對鄂爾泰的信任，也反映了他在“改土歸流”工作中取得的成績。次年，鄂爾泰又獲得了少保的加銜，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雍正十年（1732年），鄂爾泰被召回京城，擔任保和殿大學士，成為內閣的首席輔政大臣。這一職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表明他在朝中的影響力達到了頂峰。同年，由於他在“改土歸流”方麵的卓越貢獻，鄂爾泰被晉封為伯爵，這不僅是對他個人成就的認可，也是對其家族榮譽的一種表彰。
同年，由於清政府在西北地區麵臨軍事挑戰，鄂爾泰又被委以重任，出任三邊經略，前往陝甘前線督師。儘管他在前線的時間不長，但他的經驗和威望對穩定軍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鄂爾泰的職業生涯並非一帆風順。雍正十三年（1735年），貴州的改土歸流地區爆發了土民叛亂，雍正帝認為鄂爾泰在處理此次叛亂中表現不佳，因此削去了他的伯爵頭銜。儘管如此，雍正帝對鄂爾泰的信任並未減弱，他仍然是朝廷中的重要人物。
雍正帝駕崩後，鄂爾泰繼續擔任總理事務大臣，成為輔佐新帝乾隆的重要力量。乾隆元年（1736年），鄂爾泰被欽點為會試大總裁，主持科舉考試，選拔人才。此外，他還身兼軍機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經筵講官等多個要職，並負責管理翰林院，加銜為太傅，擔任國史館、三禮館、玉牒館的總裁，獲賜號襄勤伯。
鄂爾泰在乾隆年間繼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直到乾隆十年（1745年），他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六歲。乾隆帝親自前往吊唁，並賜予他“文端”的諡號，允許他配享太廟，入祀京師賢良祠，這體現了乾隆帝對鄂爾泰的高度評價和尊敬。
然而，十年後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於其侄子鄂昌與門生胡中藻卷入案件，鄂爾泰的名字被從賢良祠中撤出。儘管如此，這並未改變他在曆史上作為一位傑出政治家和改革者的地位。
結語
鄂爾泰的一生是清朝政治舞台上一段精彩的篇章。他從一名默默無聞的官員成長為國家棟梁，其推行的改革措施至今仍被視為典範。鄂爾泰的故事不僅是個人奮鬥的寫照，更是清朝盛世發展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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