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手起家
胡雪岩的早年生活充滿了艱辛與奮鬥。清道光三年（1823年），他出生於安徽省徽州績溪縣湖裡村一個極其貧困的家庭。幼年的胡雪岩為了補貼家用，常常需要幫人放牛，生活的重擔早早地壓在了他的肩上。這樣的生活環境鍛煉了他吃苦耐勞的精神，也讓他學會了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
到了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胡雪岩的父親不幸病逝，這對於本已貧困的家庭無疑是雪上加霜。年僅12歲的胡雪岩不得不早早承擔起家庭的責任。第二年，即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胡雪岩決定孤身一人外出謀生。他首先來到了杭州，在雜糧行和金華火腿商行當過小夥計。通過這些經曆，胡雪岩不僅積累了初步的商業經驗，還學會了如何與人打交道，培養了良好的溝通能力和勤奮的工作態度。
1839年，也就是清道光十九年，16歲的胡雪岩進入了杭州的“信和錢莊”擔任學徒。在這裡，胡雪岩從最基本的雜役做起，每天負責掃地、倒尿壺等瑣碎的工作。儘管如此，他從未抱怨，反而以更加積極的態度麵對每一項任務。胡雪岩的這種精神得到了錢莊掌櫃的認可，三年期滿後，他順利成為了錢莊的正式夥計。
到了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9歲的胡雪岩的命運迎來了轉機。他被杭州阜康錢莊的於掌櫃收為學徒。於掌櫃是一位無後的老人，他非常欣賞胡雪岩的聰明才智和勤奮努力，逐漸將他視為親生兒子一般看待。於掌櫃在臨終前，更是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將整個阜康錢莊的經營權交給了胡雪岩。這所價值約5000兩白銀的錢莊，成為了胡雪岩商業生涯的第一桶金，也是他走向輝煌的起點。
二、亦官亦商
胡雪岩從一個貧寒的學徒成長為晚清時期的紅頂商人，其成功的秘訣之一便是巧妙地將商業與官場結合起來，形成了獨特的亦官亦商模式。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胡雪岩與“候補浙江鹽大使”王有齡的結識，是他走向仕途與商界結合的關鍵一步。儘管有說法認為王有齡並非因胡雪岩的資助而起家，但不可否認的是，胡雪岩與王有齡的關係，為其日後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
到了清鹹豐元年（1851年），王有齡升任湖州知府，隨後又調任杭州知府。在這期間，胡雪岩得到了王有齡的信任和支持，開始代理湖州公庫，並在當地開設絲行。他運用湖州公庫的資金幫助農民養蠶，然後就地收購湖絲，將其運往杭州和上海銷售，所得款項再解交浙江省“藩庫”。這種方式不僅幫助當地農民增加了收入，也讓胡雪岩的商業活動獲得了巨大利潤。
隨著王有齡的升遷，胡雪岩的商業帝國也在不斷擴大。尤其是在庚申之變後，胡雪岩在動蕩中展現了出色的應變能力。他與軍界建立了聯係，大量的募兵經費存入了他的錢莊。王有齡更是任命胡雪岩辦理糧械、總理漕運等事務，使其幾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戰時財經。
到了清鹹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進攻杭州時，胡雪岩從上海、寧波等地采購軍火和糧食支持清軍。同年，杭州城破，王有齡自儘，胡雪岩失去了重要的政治靠山。然而，新任閩浙總督左宗棠的到來，為胡雪岩提供了新的機遇。胡雪岩憑借其在軍需供應方麵的貢獻，贏得了左宗棠的信任，並被委任為總管，負責杭州城解圍後的善後事宜及浙江全省的錢糧、軍餉事務。
胡雪岩在與左宗棠的合作中，不僅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還進一步擴展了商業網絡。他在寧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地方活躍，利用與外國人的交往機會，為左宗棠訓練了一支用洋槍洋炮裝備的常捷軍。這支軍隊在對抗太平軍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清軍收複浙江，許多將領將戰利品存放於胡雪岩的錢莊中，這為胡雪岩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積累。他利用這些資金在全國範圍內開設商號，涉足藥材、絲綢和茶葉等多個行業。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胡慶餘堂中藥店，這家藥店至今仍享有盛譽。
胡雪岩在左宗棠的支持下，不僅管理賑撫局事務，還積極參與戰後的重建工作。他設立粥廠、善堂、義塾，修複寺廟，收殮遺骸，並恢複了因戰亂中斷的交通服務，這些舉措極大地提升了他的聲望和社會地位。
三、協辦船政
胡雪岩在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的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清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創辦了福州船政局，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新式造船廠，標誌著中國近代海軍工業的開端。船政局的建立，對於提升中國海軍實力、抵禦外侮具有重要意義。
就在福州船政局剛剛動工之際，西北地區發生了戰事，朝廷命令左宗棠前往陝甘擔任總督。在離任之前，左宗棠一方麵推薦江西巡撫沈葆楨接任船政大臣，另一方麵則極力推薦胡雪岩來協助料理船政的具體事務。胡雪岩以其卓越的組織能力和商業頭腦，有效地推動了船政局的各項建設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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