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工程，這是從1919年孫中山便提出來的一個構想，當時還邀請了美國水利專家進行論證，論證結果是可行的。
後麵整個民國時期長達三十年，三峽工程論證工作就沒有停止過。
共和國建立以後，從1953年開始，多位領導就多次討論醞釀三峽工程。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領導提議會議安排討論三峽工程問題，並派飛機把對興建三峽工程兩種不同意見的代表林一山和李銳接到會上，請他們各抒己見。林、李兩位早在1956年就在專業刊物上發表了對立觀點的文章，爭論激烈。
領導在聽取了各方麵的意見後，提出了三峽工程建設要‘積極準備，充分可靠’的方針，這個方針是在肯定興建三峽工程的同時又充分吸收了反對意見的合理部分形成的。
改革開放後，三峽工程再次提升日程。以林一山為代表的主建派和以李銳為代表的反對派多次向中央陳述了各自的主張，社會各界許多人士也通過各種渠道提出了大量的意見和建議。
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發揚上一代領導對三峽工程民主決策的傳統，積極歡迎反對意見，儘可能吸取其合理內核。
1979年，水利部向國務院報告關於三峽水利樞紐的建議，建議中央儘早決策。而1980年7月，老人從山城乘船觀察了三峽壩址、葛洲壩工地和荊江大堤，聽取了三峽工程的彙報，1981年又在聽取興建三峽工程的彙報時果斷表態：“看準了下決心，不要動搖！”，1984年上麵原則批準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組織編製的《三峽水利樞紐可行性研究報告》，初步確定三峽工程實施蓄水位為150米的低壩方案。
甚至於去年老人接見美國《中報》董事長傅朝樞時表示：對興建三峽工程這樣關係千秋萬代的大事，華夏政府一定會周密考慮，有了一個好處最大、壞處最小的方案時，才會決定開工，是決不會草率從事的。
也是在去年，上麵決定進一步擴大論證，責成水利部重新提出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以錢正英為組長的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成立了14個專家組，進行了論證。
此次經過長達一年半時間的論證，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重新編製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可行性研究報告》要再次上會。
就像一位領導所說的：任何意見‘都是從對國家和人民負責出發，這些意見對增加論證深度，改進論證工作以及完善論證結果都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劉韜是支持三峽工程的，但是他不會反感像李銳、黃萬裡等反對者，因為有了這些反對者，在民主決策過程中是很有積極作用的。一些反對意見可以使論證更科學，實施過程更完善。在這個角度上，他們的貢獻應該肯定。
至於有弊端，就不去建，那也是不可能。
因為任何水利工程，都是有利有弊，沒有百分百的利！一個水利工程建設與否，重要的是利是否遠大於弊！
建於不建三峽，這是一個利弊權衡的問題，不能因噎廢食。
此次劉韜返京的一個重要事情，便是參加三峽工程的論證會。
不出意外，會議剛剛開始，立馬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派，主建派、反對派針鋒相對，主建派強調三峽工程建成後的利，反對派強調三峽工程的弊端。
“現在西南大量建設水庫水電站，比如完成立項的金沙江四大水電站，年發電量將會超過三峽工程發電量的兩倍，在爭議這麼大的情況下，我建議不要建設三峽工程。”黃萬裡後麵拐了個彎。
這些年，隨著西南不斷建設水庫水電站，大量的電往外輸送，大大緩解了用電情況。
“根據我們進行論證結果，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錢正英說著專家組這一年半時間論證的結論。
“劉韜同誌，說說你的看法。”老人看了一下劉韜，點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