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id="cener_ip"bsyle="color:red;"../b/div讓我去太湖幫你培訓特工？”
何儒意放下了手裡的書“孟紹原，你知道我的資曆嗎？十人團還沒有成立的時候，我就開始做情報工作。力行社成立，他們竭力邀請我加入，我是力行社的第一批特務，而且一進去就是高級乾事。”
“是，是，老師。”
孟紹原一迭聲的“是”。
何儒意看了看他“孟紹原，你知道我的身份嗎？戴笠的職務軍銜不過是少將，我的正式軍銜就是少將了。我告訴你，在軍銜上，戴笠看到我都必須要敬禮，你個小小的中校，來命令我？我還告訴你了，就是這個中校，也不過是軍事委員會批準的職務軍銜！”
這話一點不假，終其戴笠一生，不過是個少將，還是1945年晉升的，死後才被追贈為中將。
但是，在抗戰期間，尤其是在抗戰爆發次年，他晉升為軍統局副局長之後，經常會在公開場合穿軍裝，佩戴中將軍銜，但卻沒人提出異議。
這和當時的軍銜製有關。
國民黨軍銜製分為正式軍銜，又叫敘任軍銜，和職務軍銜兩種。
正式軍銜是由國民政府任命的，其格式是軍種加軍銜，譬如陸軍少將、海軍中將等。
而職務軍銜是軍事委員會根據軍官職務任命的，其格式是軍銜加職務，譬如少將旅長、中將軍長等。
職務軍銜隻是一種臨時銜，隨職務的變動而變動。
戴笠在抗戰期間佩戴的中將軍銜就是職務軍銜，1945年被國民政府授予的陸軍少將才是正式軍銜。
當時這種情況在國民黨將領中非常普遍，像孫立人、廖耀湘、張靈甫等人擔任師長、軍長甚至兵團司令時，他們的正式軍銜才是上校，與實際職務嚴重不符，所以他們平常都佩戴少將甚至中將的職務軍銜。
這也就造成了抗戰期間，戴笠手下居然有十來個中將，三十多個少將的原因。
孟紹原也是如此，他的正式軍銜是陸軍上尉，職務軍銜則是行動科中校副科長兼上海監察辦公室中校主任。
再立個功，那妥妥的是上校科長。
憑借他的本事，一年之內晉升為少將也絲毫不稀奇。
問題是，就算他當上了中將，但在國民政府正式檔案裡，依舊會這樣記載
孟紹原，陸軍上尉。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會出現某某人擔任某部中校參謀又兼某部上校參謀處長的咄咄怪事。
在這一特殊時期，軍銜的授予佩戴也特彆的隨意，特彆的不嚴肅。地方軍閥部隊自不用說了，就是中央軍，也是如此。
有一次，委員長在中央軍校的總理紀念周上講話時，說**軍隊和列強相較，戰鬥力特弱而將官特多，上將都數不清了。
一旁的張治中聽後，當場將上將領章摘下，換成中將。
其軍銜管理之混亂，由此可見一斑。
1934年，國民政府整軍建軍中，開始依照日本軍隊的人事製度，將原屬於軍政部的軍衡司獨立出來改為由軍事委員會直屬的銓敘廳，製定陸軍人事整頓及升遷辦法。
這其中有一項便是將官階與職級分開，任職與任官分立。
任職，指的就是軍長師長這個職務，任官，則是中將少將這個軍銜。也就是說，職務的晉升與軍銜的晉升走的是兩股道。
按說這是一個進步，是能夠真正體現軍銜意義的進步，但因為沒有考慮到使用基準軍銜的辦法，也沒有繼承北洋時期加銜的體例，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來。
按照此一任官條例，軍銜的晉升受“停年”的嚴格限製。
所謂“停年”，就是某一軍銜必須停留的年數，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
按規定，各級停年為少尉升中尉1年半，中尉升上尉2年，上尉升少校4年，少校升中校3年，中校升上校3年，上校升少將4年，少將升中將3年，中將升上將用選升。
照此算起來，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將最快也要17年半的時間。
這一下子矛盾來了，由於一直處於戰爭狀態，指揮員職務的晉升卻沒有受那麼多的停年的限製，一年連升三級的都有。
如黃埔軍校畢業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黃傑、陳鐵、桂永清等等，都在抗戰開始後的第二年便已擔任軍長職務，而此時他們從軍的曆史都還不滿14年。
軍長是可以當，軍銜卻得慢慢走。這種任職與任官的分立，造成了“官”的晉升遠遠的滯後於“職”的晉升的怪現象。
獨立旅上尉旅長這樣的笑話都曾經出現過。
孟紹原加入力行社的時候，黃埔出身，軍銜是陸軍上尉，按照停年流程，他晉升到陸軍中校，就算一路順風也都至少需要7年！
不過，這種職務軍銜也有一個好處，你是職務中校，那就佩戴中校軍銜，軍銜比你低的，哪裡分得清你是正式中校還是職務中校？
除非那些熟知規則的軍官，才會從你的年紀上一眼就判斷出來。
從這一點上來說，何儒意既是戴笠的部下，又是戴笠的長官。
被何儒意這麼一嗬斥，孟紹原悶頭一句話也說不了。
“紹原。”何儒意忽然笑了一下“論身份，論資曆，你都沒權利來讓我做這事，不過呢，我也不是那種不通情達理的人，你到底是我最得意的學生，而且現在抗戰如此，你也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