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身上觸目驚心的傷痕，竟然不是因為車禍？
麵對辦案人員的疑問，陳仕賢指著屍體照片繼續分析道：“死者的損傷具有明顯的特點：左右對稱，大部分分布在固定的幾個位置，傷口較淺，且呈現出反複摩擦形成的規律性痕跡。”
他進一步解釋說：“這些傷痕很可能是死者身體在湖中隨波逐流，與湖底岩石多次摩擦碰撞造成的。因此，死者應該是先落水，隨後身體才出現了骨折和擦傷。”
陳仕賢的這番分析，不僅解答了辦案人員的疑惑，更為案件的偵破指明了新的方向，將案件從死胡同中拉了回來。
受到陳仕賢分析的啟發，當地警方重新調查了死者的身世背景，發現了死者生前已有抑鬱傾向的重要線索。最終，案件以自殺結案，為死者的不幸遭遇畫上了句號。
作為法醫，陳仕賢深知，僅僅對外傷有深入研究是不夠的。
在不斷的學習和實踐中，他發現過去的法醫工作往往局限於對屍體的檢驗，而忽視了對現場環境的勘察。
這種局限性可能會遺漏關鍵的線索，影響案件的準確判定。
陳仕賢提出，法醫應該注重對現場環境的觀察和分析，結合屍體檢驗的結果，以還原案發現場，更準確地解釋案發時死者與罪犯之間的關係。
他的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對法醫工作的一種創新和拓展。
然而，起初業內有不少人對陳仕賢的觀點持懷疑態度，認為他是“不務正業”。在他們看來，現場勘查和案情分析不應是法醫的工作範疇，法醫隻需專注於屍體檢驗。
麵對這些質疑，陳仕賢並沒有動搖，而是堅持自己的看法。
他深知，在現實案件中，致死的方式千變萬化，法醫不可能全都見過。隻有深入了解現場情況，綜合分析各種因素，才能得出相對正確的結論。
他的這一理念在多起案件中得到了驗證，其中一起發生在寒冷冬天的西北地區的案件尤為典型。
那一年，一起土窯坍塌事故導致一名小孩不幸喪生。
孩子的家人堅信這是同村與自家有矛盾的大林所為，他們認為大林用鐵鏟殺害了孩子，然後將屍體埋在了坍塌的廢墟之中。
孩子身上的多處明顯劃痕似乎也在支持著家人的這一說法，使得雙方爭執不休。
陳仕賢接手案件後，經過仔細的觀察，確實在小孩身上發現了多處劃傷。但這些創口都不深，骨頭上也沒有留下鐵鏟打擊的明顯痕跡。這一發現引起了他的深思：這些劃傷究竟是如何造成的？
陳仕賢深知現場環境對於案件分析的重要性。他注意到，在寒冷的冬天，土塊被凍得堅硬。通過現場實驗，他發現這些凍土塊在脫落時會呈現出鋒利的片狀，足以割開皮肉。但由於土塊本身並不足夠堅硬，當它們碰到骨頭時就會碎裂，因此在小孩的骨骼上沒有留下硬痕。
這一發現揭示了小孩身上的劃傷實際上是在被埋過程中，由凍土塊造成的。這一結論不僅為案件提供了新的解釋，也證明了現場勘察在法醫工作中的不可替代性。
陳仕賢進一步指出，法醫的職責不應僅限於屍體檢驗，還應包括案情的全麵分析。從屍檢到推演凶手，法醫需要對案件有一個整體的把控。
否則，屍檢報告將隻是一個機械的、缺乏深度的報告，無法為案件的偵破提供全麵的視角和深入的見解。
在重慶，一起億萬富翁夢中死亡案引起了廣泛關注，這起案件最終證明了陳仕賢理論的正確性。
死者汪某，一位身家億萬的富翁，在睡夢中突然離世。
初步的解剖結果顯示，汪某身上並沒有明顯的致命外傷，看似是一起猝死事件。
然而，陳仕賢接手案件後，他通過細致的觀察發現了一些關鍵的線索：死者嘴唇上有破裂，口腔內左頰粘膜有血泡。
這些特征使他斷定，汪某生前嘴部曾被外力擠壓，這一發現指向了一個他殺情況的可能性。
陳仕賢深入分析案情，發現汪某與妻子劉某的關係長期不和，雙方都有婚外情。這樣的情感糾葛為案件提供了潛在的動機。
在案件的深入分析中，劉某的陳述被發現充滿了矛盾。
她聲稱當晚自己睡得很沉，但第二天見到她的人卻反映她看起來像是一夜未眠。這一明顯的矛盾使得劉某成為了案件的第一嫌疑人。
在警方的審訊下，麵對重重壓力和證據，劉某最終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這一結果不僅為案件畫上了句號，也再次證明了陳仕賢分析原則的有效性。
陳仕賢在這些案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法醫分析原則，這套原則很快成為了法醫界的標杆。
他強調，法醫工作不應僅限於屍體檢驗，而應結合現場勘查和案情調查，進行綜合考量。
陳仕賢的“法醫現場學”理念，將法醫的任務從單一的屍體檢驗轉變為對現場環境、案情背景和屍體現象三位一體的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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