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身居高位的陸子鳴和吳慎之，還是手握實權的顧煥州和李光旭，他們的立場、觀點、目的從來就沒有真正統一過，說是各懷鬼胎也不為過，這場較量從開始就充滿了不確定性。
隻不過，這種不確定對上述這些人而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製定遊戲規則的人，所以，無論出現什麼結果，隻需要對規則進行適當的修改即可。
製定規則的人，是不需要遵守規則的。
陳思遠和姚啟超雖然沒有製定規則的權力，但他們憑借著手中的掌握的資本，可以左右規則的製定，讓規則最大限度的有利於自己，不確定對他們有一定的影響，但尚在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
王大偉和林海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了。他們的命運從來就沒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甚至哪怕是在己方陣營最終獲勝的情況下，都可能麵臨被淘汰的風險。
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和無奈。在波詭雲譎的權力鬥爭中，永遠不知道意外何時從天而降，他們可能因規則受益，也可能被規則絞殺。
放眼天下，有多少小人物拚搏了終生，最後卻隻是為他人做嫁衣，眼睜睜看著彆人輝煌，而自己卻籍籍無名。事實上，這已經算是好結局了。
在大功告成之際，被無情放棄也不在少數，所謂大局觀，說穿了，就是小人物為大人物做出犧牲的過程。
生活就是這麼殘酷。
在這場風波之中，任兆南是第一個殉難者，從大名鼎鼎的全省首富、明星企業家到黑老大，也隻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而已。
那下一個殉難者會是誰呢？
在此役中衝鋒在前，風光無限的王大偉意識到，自己很有可能將成為那個倒黴蛋。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他才要把事情鬨大，鬨出人命，鬨到天下皆知，鬨到輿情沸騰。
他幾乎做到了，通過對張曉亮的調查和釋放丙哥，將矛盾的中心重新聚焦在了林海身上，同時，他暗中鎖定了餘紅旗，隻待這個冷血殺手行動，他便來個一網打儘。
也許有人會問，王大偉不過是警察而已，即便現在當上了省廳副廳長，在真正的權貴麵前也不值一提，他哪裡來這麼大的膽量和能力呢？
如果你真這麼想，那就太幼稚了。
王大偉的背後，其實是站著顧煥州的。
顧煥州對吳慎之的恨，與陸吳之爭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在這場鬥爭中，顧煥州不願接受任何妥協，說得具體點，他不僅想要吳慎之的權，甚至還想要他的命！
於是，顧煥州和王大偉出於不同的目的，卻選擇了同一個結果。有了顧煥州的默許和支持，王大偉自然如虎添翼，他挖好了陷阱，布置妥當了機關，隻等餘紅旗一腳踩進去了。
作為利益鏈條的最末端，負案在逃十五年之久的餘紅旗，在不知不覺之中，成為了一個可以左右局勢的關鍵人物，隻是誰也沒想到，他確實左右了局勢，但卻是以另外一種方式。
餘紅旗，64年生人，在動蕩的年代中長大，從小就好勇鬥狠，八十年代初期，就是當地社會上的著名狠角色了。
與扁頭一樣，他也屬於那種反社會人格類型，對法律和國家機器有著天生的藐視和仇恨。
由於心狠手辣，冷酷無情，二十幾歲的餘紅旗就背負重案，常年漂泊在外，長期的逃亡生涯，讓他對警察產生了極度的厭惡和仇視。
八十年代末，他自感在家鄉很難混下去了，於是便動了南下的念頭，為了在異地他鄉可以生存，他決定搞一支槍。
最終，他把目標鎖定了一名鄉鎮派出所的副所長。
在一個深夜，他埋伏在副所長下班回家的路上，趁其不備，突然發動了襲擊，將人殺害後，從身上搶走了五四式手槍一把和七發子彈。
由於是異地作案，加之當年的刑偵技術手段落後，這起案件始終沒有任何線索，至今仍舊是一起懸案。
身上有了硬通貨，膽氣自然壯了許多。很快他就登上的南下的列車，並在車廂裡邂逅了懷揣夢想的陳思遠。
當年的珠三角地區，是國內改革開放的窗口地區，每天都有大量的打工者湧入，治安非常比較混亂，為了加強管理，治安聯防和收容所便應運而生。
這本來是件好事，可由於監督機製不健全，上述兩個新生事物，最終卻演變成了諸多打工者的噩夢。
那時候，隻要沒有暫住證，一旦被聯防隊員抓住，隨即送往收容所強製勞動，勞動結束後往往會被遣送回原籍，據有關部門統計，僅僅東莞的樟木頭收容所，就總計遣返過上百萬人次。推而廣之，數量真是大的驚人。
對餘紅旗這樣的負案在逃人員來說，這簡直就是災難。聯防隊員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幾乎無處不在，無孔不入，隻要發現外地人，立刻進行盤查和抓捕。
餘紅旗仗著敏銳的嗅覺，多次逃脫，但也有一次被堵了個正著，情急之下，他隻能拔出槍來，這才將聯防隊員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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