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襲占上海，時間極為緊張，於明很忙，還有許多大事要做，沒有時間。不然的話，他恐怕會下令讓各部隊輪流安排戰士們進上海的電影院去看看電影，自己可能也會帶著韓靜萍、朱琳和藤井美惠子母子去看電影。沒辦法，襲占大上海的影響太大了，現在打開收音機，入耳都是六十七軍攻占上海的新聞。
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新聞社都發通稿，祝賀六十七軍攻占上海，評論六十七軍攻占上海的巨大影響。武漢，南京、四川大後方雙方的通訊社、電台都在積極評價攻占上海的作戰行動。大後方的民眾們走上街頭，冒著可能被日機空襲的危險，高呼著抗日救亡的口號，進行遊行。就是眼前的大上海，滿街都是抗日標語，上海的工人組織了起來，在六十七軍和老黃帶領的地下黨和戰士的帶領下，幫助六十七軍搬運物資，分發領取救濟糧，熱鬨的很！
見張善昆局促不安、額頭上都冒出了細密的汗珠，於明哈哈一笑，說道：“張老板，見了日軍司令官都不害怕，見了華夏自己軍隊的司令員怎麼反而緊張起來了？”
張善昆慌忙從兜裡掏出手帕擦拭一下額頭上的汗珠，囁嚅著說：“於將軍，不，於司令員，鄙人叫張善昆，是新華影業公司的老板。”
於明手一擺：“不用自我介紹，我已經知道了。坐吧，把你的要求說一下。”
張善昆這才坐下來，還沒開口呢又慌忙站了起來，於明隻好說我還有事、你抓緊時間說，張善昆這才說道：“於司令員，新華影業公司是專門拍電影的，是我和同仁們創辦的，真的沒有日偽背景。請你明察！”
於明點點頭，坐下來直接提筆寫了張條子，喊警衛進來，要他馬上派人送給特勤隊，立即停止對新華影業公司的查封行動，把部隊撤回來。交待完，於明忍不住嘀咕了一句：“亂彈琴！”
張善昆沒有想到自己天塌一樣的大事，這麼快就辦好了，心思也活絡了，馬上就邀請於明到新華影業去視察，接見創作和演職人員。並說新華影業公司的職員們都非常期盼和六十七軍在一起交流，認識認識真正的抗日英雄。
上海文化界有光榮傳統，這裡是左聯的大本營，可惜夏衍、矛盾等旗手人物都已經轉移到了香港，而且已經接到了通知，正乘船趕來上海和六十七軍會合，連夜向粵省朱涇村轉移。本來，於明曾想在上海開三個座談會，一個新聞記者座談會，一個工商業代表座談會，一個文化界人士座談會。但是時間緊迫，隻能開一個。於明選擇了召開新聞記者座談會，要通過積極抗日的新聞工作者宣傳抗日。這文化工作者座談會就隻能擱置不開了。
於明簡單詢問了一下新華影業公司的周貽白編劇和卜萬蒼導演近況如何。這一問，拉近了距離，打開了張善昆的話匣子。
張善昆說，新華影業公司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規模，主要有幾點，一是藝術創作上堅持創新，二是經營手法上學習猶太人的經營策略，三是有一批熱愛電影事業的電影人。藝術創新上，上海剛淪陷時，租界人滿為患，一些影劇院連續放舊電影，還有一些電影公司大量拍攝鬼怪題材，麻醉對抗戰前途迷茫的民眾，日本人大肆放映偽滿洲國拍攝的《新地》、《東亞和平之路》等電影，進行奴化教育。新華影業公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投巨資拍攝了《木蘭從軍》，激勵抗日熱情。
結果一炮走紅，奪得了票房冠軍。經營手法上，學習猶太人精打細算、善於造勢和窺破商機的做法。當年，猶太地產巨商哈同為了提高南京路營業房租金收益，就曾經把南京路用一塊塊的鐵板鋪起來，使南京路地價、租金飛漲。新華影業公司借鑒這種造勢作法，在廣告宣傳上花樣翻新，不落窠臼。比如，《新桃花扇》上映時給每張電影票附贈一把扇子，費錢不多，贏得了觀眾的喜愛。到《夜半歌聲》上映時，公司在金城大戲院門口放了一口大棺材，掛出巨大毀容的恐怖人像，並用綠燈泡做眼珠，麵目猙獰，氣氛可怖。第二天就在報紙上登出了嚇壞路過小孩的消息，後來小報上又登出一個小孩被嚇死的新聞。一時間，傳遍上海千家萬戶，造成新聞效應，成了特大社會新聞。公司隨即在每天登出的《夜半歌聲》電影廣告上特彆用黑體字加上“請勿攜帶兒童觀賞”字樣，以提醒觀眾。說白了就是抓住觀眾的獵奇心理。
張善昆越說越興奮，兩眼放光，接著就要說新華影業公司的創作隊伍和演職人員的出眾表演了，還想說電影明星是多麼漂亮。於明忙製止了他，告訴他以後有機會再聽他侃大山、擺龍門陣。
聽到於明下逐客令，張善昆這才想起麵前的是率軍一夜之間攻占上海的抗日英雄、傳奇名將，不是電影業同仁，更不是看電影的觀眾。他孟浪了！
張善昆連忙道歉，並說回去後馬上派人把公司的電影拷貝送一些過來，讓六十七軍戰士在空閒的時候觀看，豐富一下業餘生活。
這倒是說到正點上了，於明點頭應允，並鼓勵新華影業公司以及上海電影人多拍宣傳抗日的高質量影片。
張善昆走後，於明想著他說的製造廣告轟動效應、抓住觀眾獵奇心理的事兒來，覺得什麼事情都是一理通百理通，這種手法用到軍事指揮上，那就是偽裝欺騙了。既然委員長膽子小不敢派第三戰區部隊進占上海，我軍主力又必須迅速撤離，那就在上海上演一出真實版的迷惑、欺騙小鬼子的好戲，騙死他個狗日的小東洋！
委員長不派第三戰區部隊進占上海，導致我軍的作戰計劃必須修改，不能就這樣連小鬼子麵都沒有見就撤的乾乾淨淨。那樣，不利於進一步調動日軍。但是，上海的情況又很特殊，三麵臨水，一旦日軍海軍聯合艦隊趕到，封鎖長江出海口，進而封鎖長江水道和黃浦江水道，那我軍就真的是插翅難逃了。委員長不允許我軍激戰後退向第三戰區防區，唯一的退路被堵死了。
於明當即給韓勇發去急電，報告當前情況，提出了自己的設想，主力今夜由陳喜娃、王敏、何長華率領軍隊撤離上海，留於明率特勤隊和一團留守上海，繼續偽裝主力，迷惑日軍。待日軍進至上海外海時，一團和特勤隊主力乘夜色經海路撤退富陽，於明率特戰一中隊仍然堅守上海。待日軍大舉撲向上海後，於明再率特戰一中隊乘船經蘇州河、運河過長江，從鎮江附近的三江營進入內運河，返回南京。
這個計劃大膽之極，但是值得冒險一試。因為日軍海軍很可能正在集中力量往上海趕，比陸軍各部隊到的要早的多的多。日軍的步兵要想趕到上海，那得一段時間呢。
因為隻要於明在上海，失去了統一指揮的上海周邊地區日軍各部隊就不敢孤軍冒進撲向上海，他們弄不清六十七軍在上海到底有多少部隊，怕再次遭受重大打擊。隻有等部隊完成集結，從水路趕到上海附近，日軍才可能發動大規模進攻。到了那個時候，八十師主力早已返回粵北，就隻剩於明在上海唱空城計了。以於明的身手，又有精銳得天下無出其右的特勤隊一中隊保護，偷越日軍封鎖線並非難事。
於明年輕氣盛，電報一發就萬事大吉，不知道韓勇和李欽文等人他們在地圖前揣摩再三，眼睛都快熬瞎了。最後，李欽文一句話總結到位：“與襲占上海取得的成果相比，麵臨的風險就顯得小了許多。以於明的身手，小鬼子想困住他，恐怕下輩子都做不到。給於明發報，授權他自由裁定，最後留在上海的人越少越好，隻剩他一個人最好，一點負擔都沒有！”
於明一身武功，高明得超乎想像，給他身邊多派一個人都是多增加一個負擔。如果是他一個人，那麼高明的身手，流利的英語、日語，不要說是小鬼子了，就是英國佬、美國佬，恐怕都拿他沒辦法。所以，李欽文才說出了讓於明自由裁定的話。
猶太人和華夏的不解情緣發端很早，學術界考證有周朝或周朝以前說、漢朝說、唐朝說等三種觀點。無論這三種觀點是哪一種正確，但宋朝的京城開封是華夏古代猶太人的主要聚居中心這一點是確鑿無疑的。清末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國際猶太人組織在關心開封猶太人的生存狀況。當然，令國際猶太組織想不到的是，宗教凝聚力那麼強的猶太人，竟然在華夏的土地上被同化。開封竟然找不到一個純種的猶太人了。漢民族、漢文化的同化力猶如浩浩大海一般，吸納了古代猶太人的涓涓細流。
1840年鴉片戰爭至今，上海曆史上共有三次猶太移民高潮，即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葉的中東塞法迪猶太人、20世紀初葉至30年代末俄羅斯猶太人、30年代至今的德、奧等中歐國家的猶太難民。
中東塞法迪猶太人屬於經濟型移民，先是靠販大煙起家，暴富後在上海投資地產，後逐漸擴展到外貿、公共事業、金融業、製造業等領域，形成了沙遜家族、哈同洋行、安諾德兄弟、嘉道裡家族等幾大著名的猶商集團。他們資本雄厚，網絡廣泛，在一定程度上對近代上海的經濟命脈和發展榮衰產生了影響。這部分人約有1000人左右，形成了塞法爾迪中東猶太人社團。
俄羅斯猶太人屬於政治移民。這部分猶太人是從俄羅斯到哈爾濱，又從哈爾濱通過海路或鐵路到上海的。分三批，第一批是十月革命前因為沙俄排猶而逃向哈爾濱進而悄悄遷往上海的猶太人。第二批是十月革命後大批湧向哈爾濱的猶太人，其中一部分輾轉到了上海。第三批是九一八事變後從哈爾濱逃亡上海的俄羅斯猶太人。俄羅斯猶太人在上海總數大約4000人左右，組建有阿什肯納茲俄羅斯猶太人社團。
中歐國家猶太難民問題起因於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掀起的反猶浪潮。
由於宗教信仰等原因，歐洲國家普遍存在反猶、排猶情緒。希特勒利用了這種情緒，並把猶太人說成是全世界的敵人，一切邪惡事物的根源，一切災禍的種子，任何民族生活秩序的破壞者。到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召開納粹黨紐倫堡大會的時候，竟然製定了新法律，公然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利。
說起猶太難民大規模逃往華夏，有兩個原因必須說清楚。
一個原因是日本人的因素。猶太人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民族，最擅長經商、積累財富。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占領了東北，資源豐富的東北大地讓日本人的眼睛都紅了，急於開發東北的資源，好支持日本進一步擴大侵略。開始的時候，關東軍試驗從日本移民到東北，結果第一批移民計劃失敗，最後隻剩下兩戶移民留在移民村。這個時候，日本人瞄準了富裕的猶太人，一些日本猶太問題專家開始研究嘗試利用猶太資本建設東北問題，因為這樣做有個好處，就是可以取悅美國。猶太人在美國勢力大，日本人這樣做，容易引起美國猶太資本家的好感。
日本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是有基礎的。日俄戰爭的時候，美國金融界猶太巨富雅可布·歇夫出於對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排猶政策的仇恨，曾籌集2000萬美元貸款，主動向日本提供資助。明治天皇曾破例在皇宮內邀請雅可布·歇夫共進午餐。也就是說，日本人認為他們和猶太人之間有傳統友誼。
等到希特勒上台後一搞反猶運動，日本就製定了個“河豚計劃”。日本鋼鐵業大企業家鯰川義介1934年在外交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一項邀請5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這就是河豚計劃的濫觴。與此同時，日本外務省責成各駐歐洲使館大量收集有關猶太人的情報，還在國內設立了專門的猶太問題研究廳。日本情報機關還派出“猶太問題專家”安江仙弘大佐等間諜到歐洲活動。最後安江仙弘等人提出了有關猶太移民的詳細計劃。同年，日本外務省批準了這一計劃，並將其命名為“河豚計劃”。
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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