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最新網址：/b國子監祭酒陶大臨埋著頭，借著申時行擋住皇帝的身影，生怕被皇帝看到。
心中更是大呼折磨。
皇帝這一輪秋講，總是這樣不好好上課，問些敏感問題。
這一堂課講的是《孟子》，論的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本身很簡單，沒什麼爭論的餘地，反而是政治意義更多一些。
如今講課的內容和進度，都是日講官排的，具體審核跟釋意，則是兩位閣臣親自過目。
今日這一堂，是大理寺少卿陳棟、吏部右侍郎溫純安排。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這是在為皇帝親政壯勢，以及做禮法上的鋪墊。
無後為大嘛。
皇帝十二歲了，完全是一個可以婚配的年紀了。
如果要選妃，提前個一年多，十四歲大婚，那麼開年就該下旨開始準備了。
如果急著親政，那麼宮裡那位李春芳的孫女，也不是不行。
至於說祖宗成法，不娶士大夫女……
陳棟和溫純的意思很明確，舜尚且可以為了留後，隱瞞父母，那麼陛下為了留後，做些權變，完全在情理之中。
也就是方才張居正說的“禮之權也”。
這是一次局限在皇帝近臣，經筵官範圍內的政治表態。
首輔張居正見到陳棟和溫純這個排課之後，也沒提什麼意見，順水推舟得把課端了上來。
同樣是一副支持的樣子。
按理來說，如此君臣和諧，皇帝意會了，就該感動一番，賞賜點什麼東西表表態，然後回去好好想想什麼時候大婚才是。
結果小皇帝不按套路出牌，轉進到了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上——大明朝是不是孝治天下？
陶大臨撓了撓手背，隻感覺渾身有些刺癢。
不然怎麼說非得閣老出麵，才能回答皇帝的問題。
這種涉及儒門根基，國朝本源的事情，他們這些人怎麼敢跟皇帝多說一個字？
但凡說錯一句話，就是身敗名裂的下場。
朱翊鈞的目光，掃過一眾經筵官。
將眾人各異的神情，收入眼底。
最後才落在麵色為難的張居正身上。
張居正為什麼這麼為難，朱翊鈞自然知道，否則他也不會這樣單刀直入地問出來了。
這話明著聽來，似乎並不敏感。
畢竟這是一個千年以來的政治正確。
自漢往後，曆朝曆代，都是如此自我標榜的。
遠的說三國誌，鮑勳上疏一口一個“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
其後的隋書，更有皇帝金口玉言“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
舊唐書上，李渤陳情亦是“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
宋元就更不必說了，易簡前、劉安世、李秉常、崔敬傳，白紙黑字，動輒都是“陛下以孝治天下。”
哪怕到了本朝，這個說法都很是常見。
當初給兩宮上徽號的時候，禮部行文都還是“皇上孝治天下，恭上聖母徽號在邇。”
對於正統王朝而言，這本身就是穿在身上的神聖金衣。
也隻有司馬家看到這幾個字，才會節目效果十足。
否則，他朱翊鈞，為何整天被稱為君父？
但恰好正是因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涉及到帝朝合法性來源，所以，向來是不允許討論的。
其中最為敏感的地方，就在於，儒家體係中，皇帝是什麼時候占據了“孝”頂點的生態位？
那就是自大一統之後！這是一次正統儒學的嬗變！
大一統之前的儒家，還很純粹。
孟子曾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子亦曾雲，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對我好，我才會對君好。
如果君不好，那就彆怪我誅獨夫了——這就是朱翊鈞此前考成學業，請人觀禮的內容。
但自漢以後，這種後天形成的雙向義務，逐漸演變成了天然的單向義務。
也就是所謂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這種臣子對君主絕對忠誠的概念，儒家是沒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辯經。
儒家沒有，法家有啊。
六經注我，經學必備——於是董仲舒便將法家的這一套，縫合進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稱之為移孝作忠。
經學概念裡，稱其為外儒內法。
治國框架中，則稱其為家國同構。
孝子必出忠臣嘛。
稱號是對權力的追認，同時又進一步加強其正當性，君父一詞，尤是如此。
縫合的儒學，主要是為了解釋皇帝統率天下的合法性來源，不是真的來搞哲學思辨的。
理所當然地，這事也就失去了討論的餘地。
要是深究這個問題，是不是在質疑皇權？
朝官至多用用短語，從不會討論這方麵的經義。
所以皇帝問出這個問題之後，何洛文仰頭看著房梁，陶大臨縮在申時行身後，馬自強左顧右盼。
而直麵這個問題的張居正，更是麵色陰晴不定。
首輔張先生，現在很想說一句，孩子，為了你好，彆問了彆問了。
但偏偏又不得不答。
張居正萬分謹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語。
過了好半晌，他才緩緩開口：“陛下，國朝陰騭下民，覆幬無極，乃以家始，體而推之，是有萬民親親。”
“陛下為國朝君父，內節皇親，外施百姓，垂衣禦宇，仁覃草木。”
“今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
“陛下，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
陛下，天下人都要叫你君父，你管誰都是管兒子，皇帝的恩澤，對誰都是父親的厚愛，當然是孝治天下。
張居正說得很謹慎，點到為止。
朱翊鈞恍然道：“難怪國君稱之為君父……”
張居正見這模樣，就知道小皇帝又要說虎狼之話了。
顯然是有備而來。
他隻好聚精會神，認真以待——起居郎在後麵站著也就罷了，誰也不知道小皇帝會把哪堂課的內容，貼到新報上去。
張居正能猜到的皇帝的目的，畢竟又是傳王世貞入京，又是考成學業，請大儒們觀禮。
實在明顯。
當初他與高拱初入內閣時，就做過一般無二的事。
彼時徐階、李春芳、趙貞吉三人尊奉陽明學派，利用執政權力，到處推傳。
甚至親自主持講學，召集朝廷、地方官員都來聽講，網羅門徒。
所謂“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知實學”，“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無視天下百姓的困苦貧窮，卻整天沉溺於討論那些微妙、精深但對解決現實問題幫助不大的學說。
而高拱與他，雖麵上自詡為儒臣，口頭上仍念著孔孟之道，但實際上卻推崇法家。
隨後，二人便擷取吸收、甄彆選汰了儒法二家之精粹，建立了一套變革理論。
尤其是高拱，精力旺盛，產出極為龐大，《春秋正旨》、《問辯錄》、《日進直講》、《本語》。
左打程朱，揭露其對《春秋》的穿鑿曲解，“未需分理，務強探力索，故不免強不知為知”
右踢陽明，嗤其為空虛無據，“徒為空中之樓閣，而卒無所有於身心。”
而後更是借史論事，聯係政治現實問題，以及叢積時弊，進而探求解決之法，最後得出革故鼎新的結論——“法以時遷”，“更法以趨時”。
這一場整肅學風，通過著書立說的方式，更正了朝堂之中的風氣。
再以內閣開會，批判徐階、李春芳、趙貞吉三人作為象征，撥亂反正。
最後通過先帝諭批的形式，嚴飭各級官府，禁止官員們再主持或參加講學，奠定勝局。
這就是新黨建立的基礎。
張居正與高拱親手建立的新黨，對皇帝如今的動作，實在太熟悉了。
這一次次學業考成，一場場經筵問答，屆時到了王世貞手裡，恐怕就是一本《經筵錄》。
其目的在他張居正麵前，簡直無所遁形。
但首輔先生隻能看到手段，卻不知道皇帝要唱哪一出戲，實在是有些怕皇帝不知輕重，矯枉過正——外儒內法這種事，他不願挑破。
可惜，朱翊鈞卻不這麼想。
他直勾勾看著張居正，繼續追問道：“先生，既然國君身為君父，何以改朝換代？”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既然是君父，那還沒聽過兒子殺了父親就能自己當爹的。
所以，改朝換代後，後朝憑什麼能得到承認呢？
如果是因為無道，那父親無道就能誅殺麼？
說不通呀，先生。
其實這話，本身不難回答，但對外儒內法的張居正來說，卻很難回答。
因為這在儒家的框架內，又要繞回到天命上去了。
君父之下，無人能約束，但其上的天命若是有意，換個君父自然很正常。
居於孝道頂點的皇帝，頭上隻有一個張居正不願意拿出來說的天命。
皇帝的表達的意思，在張居正心中，也立刻清晰了起來——隨著天人感應的落魄，移孝作忠，解釋不清楚的事越來越多了，過時的東西，換一個罷。
張居正張了張嘴，又再度閉上。
朱翊鈞則是靜靜看著自家先生，等著張居正的回答。
移孝作忠，在前漢，自然是進步的一麵更多。
可惜，到了魏晉，這一套就滿是裂痕。
到了如今，或者說，在陽明心學誕生之後，這一套更是被徹底解構。
如今的士大夫，講究的是什麼？
是明心見性的自由！
是隨心所欲的本真！
什麼君父？乾成這個逼樣，狗屎！
士林的風潮如此，越是年輕，越不吃這一套。
不僅眼中沒什麼君父，甚至有時還會起逆反作用——泰州學派對於解構皇帝權力的來源，非常感興趣。
朱翊鈞如今為什麼能得到大多朝臣的認可？
因為他是君父嗎？如果是的話，那前身就不會被壓製十年，卻沒能被忠誠孝子擁護親政了。
是故，不是朱翊鈞要放棄移孝作忠。
而是已經被時代放棄的東西，沒必要貼在臉上了。
反而隻會耽擱新生事物的出現。
現實與理論的差距過大，會愈發消磨皇朝的正統性。
既然如此，那就得不破不立。
無論是如今的新報中，太祖皇帝奮自布衣，戡定禍亂，用夏變夷的傳奇故事。
還是經筵中朱翊鈞竭力表現的經學造詣。
亦或者現下逐漸充盈的國庫，日益澄清的吏治。
都是在給淘換老舊經義鋪路，免得到時候動蕩過大。
自己跟李贄做了這麼久的鋪墊，王世貞的文會日期業已定好。
辯經的大事將出，自然要先在內部統一思想。
朱翊鈞今日將房間裡這頭隱身的大象，擺上經筵，就是在征詢首輔的態度，試探經筵官的想法。
文華殿內寂然無聲。
張居正遲疑了好半晌，才語氣乾澀道：“陛下，容臣緩思，下次經筵再與陛下開解。”
小皇帝太激進了，首輔先生一時半會也舉棋不定——畢竟不是李贄那種狂生。
朱翊鈞也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