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來到三十七年，隨著華日戰爭的全麵爆發，華夏麵對著日益加重的日國侵略壓力，早已無力單獨應對。
而對於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堅來說，華日戰爭並不是與其直接相關的利益爭端。
美利堅政府為避免卷入戰爭的漩渦，其輿論界普遍高唱“孤立主義”和“不乾涉主義”的論調。
“孤立主義”和“不乾涉主義”論調，主張美利堅不應乾涉其他國家的內政與衝突，尤其是遠離歐洲和亞洲的戰爭，以免破壞本國的經濟穩定和國際地位。
而這也使得華夏在這一背景下的外交形勢變得愈加孤立無援。
儘管之後隨著日國侵略步伐的加快，輿論界的聲音逐漸傾向於譴責日國的侵略行徑，但美利堅政府卻遲遲未能做出足夠的行動。
究其原因，其一是，美利堅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戰爭感到厭倦，認為不應再卷入海外的軍事衝突。
而大蕭條後，經濟重建成為美利堅政府的首要任務，政界普遍認為，過度乾預他國事務，尤其是遠在亞洲的戰爭，將會削弱國內經濟複蘇的勢頭。
其二是，美利堅的“中立法”在此期間對外政策的製定起到了關鍵作用。
根據這一法律，美利堅禁止與交戰國進行任何軍事貿易，這一政策本意是為了避免美利堅直接卷入戰爭。
但事實上，這一政策卻在無意中為日國提供了許多便利。
在原本曆史上，美利堅政府是在華日戰爭全麵爆發之際，才開始在官方輿論上支持華夏抗戰的，並在政治和經濟上也有一定的反應。
到了三十八年，美利堅駐日大使格魯致日國近衛首相照會，要求日國停止破壞在華的“門戶開放”政策，並且停止對美利堅在華夏的利益進行侵害。
與此同時，在經濟方麵，美利堅政府也開始采取一些措施，支持華夏對抗日國的侵略。
到七月，美利堅國務卿赫爾指示駐倫敦的大使約瑟夫·肯尼迪通知英吉利政府，美利堅有意通過聯合經濟援助計劃向華夏提供支持。
同年十二月，美利堅發布了與華夏環球貿易公司達成的2500萬美元信貸協議，並批準了財政部向華夏銀行提供的“通貨穩定基金”。
但是，當時美利堅的孤立主義是一種思潮，在大部分國會議員和政界人士中，都甚為強烈，他們反對美利堅插手華日戰爭，擔心乾涉會損害龐大的美日貿易。
因此，美政府的“中立法”政策仍然未變。
美利堅政府通過“現款自運”政策聲明，不通過貸款方式直接支援華夏，也不允許美利堅船隻為華夏運輸軍火。
對於處於封鎖中的華夏來說，這一政策無疑加劇了其困境。
相比之下，處於充足資金和無阻礙運輸條件下的日國，依然能夠從美利堅獲得必要的軍火與戰略物資。
這種局麵使得美利堅的“中立政策”實際上變成了對華夏的製約，而對日國的支持。
在“現款自運”政策的實施下，日美之間的軍火貿易迅速上升。
根據日國工商省四十年的統計數據，三十七年到四十年間，美利堅對日軍需品的貿易比率逐年上升，從三十七年的335增加到四十年的387。
具體到物資，美利堅對日軍需品的出口占據了日國進口量的主導地位：煤油和石油製品占比高達6557，金屬工業和機器為7709，鋼鐵和廢鐵為9039，飛機和零件為7962，汽車及零件為6467。
這些數據表明，在日國發動侵華戰爭的過程中，美利堅不僅未能阻止對日的軍事物資供應，反而繼續向日國提供大量戰略物資。
美利堅在這一政策下的做法，顯然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
日美之間的貿易關係，尤其是在軍需品和資源上的交流，成為當時美利堅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也使得很多政界人士認為，在這個階段，維護與日國的經濟聯係，能夠保障美利堅在遠東地區的利益，並防止日國與其他列強，尤其是德意誌、蘇聯，形成過於緊密的聯盟。
與此同時，華夏的外交也在麵臨著極大的困境。
作為戰場上的直接受害者，國府曾向國際聯盟提交了多次聲明，要求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呼籲全球製裁日國，停止對華夏的軍事侵略。
然而，國際聯盟的反應卻讓華夏國民失望至極。
聯盟成立後的多年裡，國際社會的諸多決策都被大國利益所主導，這使得華夏的訴求往往無法得到有效支持。
國際聯盟雖然責成遠東谘詢委員會審查華夏的訴請，但最終所提出的報告僅僅指責日國在華的軍事行動，認為其違反了九國公約及非戰條約，並對華夏表示精神上的聲援。
換言之，國際聯盟並未采取實質性的行動來製裁日國，隻是呼籲各會員國提供個彆援助華夏，勿采取削弱華夏抵抗能力之任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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