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建華問她：“那鄭家是不是隻讓她做家務，以後嫁過去不用下地乾活？”
謝贇翻翻白眼，“怎麼可能。他們就是把人當牲口使喚，家裡的活要乾，地裡的活也要乾。”
辦公室裡的三位男同誌都驚呆了，鞏建華疑惑道：“不是，這都建國二十年了，怎麼還有人活在舊社會呢？十多年前咱們不是就搞過‘家務勞動社會化，婦女生產乾勁大’了嗎？
這句話你要是反過來理解，那是不是就是說，女同誌隻要承擔了特彆多的家務勞動，那就沒法在外麵多乾活掙工分了？家務勞動和下地乾活，這沒法同時進行啊。舊社會的婦女隻乾家務勞動，到了新社會了，婦女同誌不光要乾家務，還得下地？那不是…”
【那不是說新社會還不如舊社會嗎？不帶這麼玩的。表麵說解放，實際上接著壓迫？】
後麵的話在李書記和鐘主任嚴厲的逼視和謝贇目瞪口呆的表情下被他咽了回去。這家夥真是什麼話都往外禿嚕，什麼都敢說！
鞏建華訕笑道：“不是，我的意思是說，鄭家真的太不做人了。”
李書記和鐘主任都沒忍住翻了翻白眼。
鐘書記提醒他：“你長點記性，想一想李大爺的事。”
鞏建華連連點頭。
李大爺的事是3年前發生的，1966年，那時候學校正在鬨革命，還沒正式罷課，為了響應號召，鎮中學舉辦了一次憶苦思甜大會。
李大爺是一個真正的窮苦人，在請他上台憶苦思甜之前，校長也跟他進行了細致的溝通，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李大爺都一一答應下來。
大會一開始，李大爺講的非常好，他是真的吃了苦頭的人，講舊社會對他的迫害，講新社會對他的關懷，真情實感，聽得下麵的老師學生都十分動容，高喊口號，氣氛非常熱烈，反響特彆好。
但是，李大爺講著講著就脫韁了，講到了59年的大旱，糧食絕收，老百姓餓死，儘管校長反應十分迅速，衝上去捂著李大爺的嘴把人往下拖，但是，為時已晚。
李大爺的行為被定性為醜化新社會，甚至懷疑他居心不良、動機叵測。雖然他說的是真的。
當時那場憶苦思甜大會聲勢浩大，不光公社領導去了，縣裡的領導來了，任城地委也派了人過來，場麵無法收拾。
公社領導、學校領導、李大爺本人都被帶走審訊。
最後，李大爺沒什麼事，隻是受了點驚嚇，他的人生經曆完全經得起考驗，真真正正的八輩貧農，問完話就讓他回家了。
公社領導挨了頓嚴厲批評，也沒啥大事，因為具體事情不是他們安排的。
校長受影響最大，直接被革職了不說，挨了好幾次批鬥，還被關了幾個月，最後回老家種地去了。
這還是公社和縣委極力維護的結果，要不是這兩級領導委婉地幫他說好話，說他一直以來表現很好，校長可能就被流放大西北了。
現在的公社中學和高中的校長都是後來上任的，不是原來那一個了。
想想真是令人唏噓。
鞏建華的表情變得沉重了不少。這事是他親身經曆的。當時開大會的時候，他帶著人維持秩序來著，這件事情的後續處理他也參與了。
那位校長真真是受了無妄之災。那家夥本來就是58年下放來的右派，原來在中央直屬的某部委工作，摘帽之後也沒能回去，就留在公社中學當了老師，領導看他有能力，讓他當了校長，結果，一次憶苦思甜把他乾回老家吃土了。
但是那個時候，誰也不敢再多說什麼了。【五十年代提過這個口號，公社辦過托兒所、洗衣廠、公共食堂，把所有的家務勞動都社會化了。沒搞好。】這事謝贇雖未親曆，但也聽說了，被趕走的那位校長，是個非常有才華的人，年紀不大，溫文爾雅，才三十幾歲。
以前她上中學的時候，校長還會不時地到各班去看一看，有時候坐在教室後麵聽老師講課，和老師們探討講課內容。見到學生會主動點頭微笑，關心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沒有一點架子。
沉默了一會，謝贇問鞏建華：“那你覺得家務勞動該如何分配呢？這活總得有人乾。”
鞏建華想了想，說道：“分情況看。如果男女在外麵拿的工分一樣，或者勞動強度差不多，那回到家以後，男的承擔六分，女的承擔四分，畢竟男同誌體力還是更好點。
如果男女在外麵的勞動強度不一樣，男的勞動強度更大一點，那回家就平分家務。
如果他們在外麵的勞動強度差很多，男的特彆大，女的特彆小，那回家以後，女的就多乾點，男的搭把手。反過來也是一樣，如果男的在外麵乾的少，女的乾的多，那回到家就是男的多乾點，女的搭把手。”
李書記誇他：“沒想到你還會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謝贇又問：“你這是自己分析出來的，實際情況你看過嗎？跟你分析的一樣嗎？”
鞏建華誠實道：“不一樣，家務總歸還是女人做的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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