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時間轉瞬而逝，在第四天的黎明時分，太陽剛剛升起月亮尚未完全消失之際，張涇遵照規矩下達讓所有考生停止作答的命令。
緊接著，受卷官按照順序逐一收回試卷，並將考卷、草稿紙和答題紙分彆放入三個不同的箱子裡，然後鎖上箱子，鑰匙上交交給張涇集中保管。
經過漫長的等待，終於熬過了這段艱難的時光，此時此刻，眾多考生們都如釋重負地活動著身體，左右扭動，借此緩解長時間保持同一姿勢所帶來的僵硬感。
當張涇確認所有試卷都已經收繳完畢之後，趙景才麵向考生們宣布道：“各位學子，本次考試的成績將會在本月底公布，請大家務必於三十日當天前往宣德門查看榜單。在此，本王衷心祝願各位都能夠取得優異的成績。”
聽到這話，考生們齊齊表示：“多謝晉王殿下！”
等他們向趙景行禮拜彆，然後有條不紊地離開考場。
在離開的路上，有的考生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著考試的經驗和感受；還有的則已經開始商量著晚上要去哪家酒樓或茶館慶祝一番了。
隨著最後一名考生踏出考場，趙景也開始安排在場的眾多官員先行返回，各自回去吃飯、休息。
至於試卷，則要等到明天再行開啟，以便進行閱卷評分等後續工作。
遣走張涇等人，趙煚即刻招來了彌封官柴禹錫，安排他帶人封卷。
彌封官就是負責將考生的姓名和其他個人信息密封，以保證閱卷的匿名性，也稱糊名官，立於糊名法之上。
糊名法創立於武則天即位初年，這一製度旨在確保科舉考試的公正性。
具體操作方式是將考生的姓名和籍貫用紅紙遮蓋住，同時也遮住了初考官所評定的等級。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等到成績確定之後才揭開考生的真實身份，以防止徇私舞弊或者故意除名現象的發生。
事實證明，這種方法效果確實不錯。在後來的仁宗朝皇佑年間的一次國子監考試中，有位名叫鄭獬的考生自認為文采出眾，篤定自己能夠奪得榜首。
然而當榜單公布時，他驚訝地發現自己僅僅名列第五，對於這個結果，他感到極度不滿。於是乎在寫給主考官的答謝啟詞中，鄭獬毫不客氣地指責考官評判有誤。
不久之後，終於迎來了殿試這一關鍵時刻。
巧合的是，被鄭獬指責的考官依然擔任主考官之職。當他翻閱答卷時，突然看到了一份筆法和風格都與鄭獬極其相似的試卷。
由於之前的恩怨令他心生不滿，故意將這份試卷黜落。
然而，令主考官始料未及的是發榜之時鄭獬的名字竟赫然在列，而且他真的成了當屆狀元！
至於主考官，在後來被查到故意黜落考卷一事被上司請去喝茶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例子與大文學家蘇東坡息息相關。
神宗朝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蘇軾名下弟子李鷹應試，蘇軾愛惜其才智想讓他高中遂在鎖院前將考題泄露給了李鷹。
待改卷時蘇軾見一考生答卷所寫極富道理，文思上乘，認為必定是李鷹的答卷，便評其卷為第一，直到放榜時方才知曉狀元乃另外一人，而李鷹已然落榜，可謂造化弄人。
以上兩例足可證明糊名法的實行能有效限製官員徇私，權臣把控考場的弊端，進而使得科考儘可能趨於公平，寒門子弟乃至平常百姓能夠通過科考踏入仕途，逆天改命。
不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糊名法的出現雖然可以避免考官看到考生信息，但後續依舊有官員與考生認筆跡或留記號而進行作弊的惡行出現，譬如真宗朝，陳堯谘任殿試考官，樞密直學士劉師道之弟劉幾道參加殿試，為了討好劉師道，陳堯谘便讓劉幾道故意在答卷前後留下兩處點墨，從而將其錄為優等之列。
事發後真宗大為惱火，對陳堯谘貶官處理。而為了杜絕此類情況再發生，真宗於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開始在殿試中實行謄錄，景德四年定製。
所謂謄錄，即在收卷後，派專人將考生考卷全部重新抄寫一遍，考官根據二撰副本評閱定等。
為防止謄錄官胡亂改寫試卷，真宗詔令規定其必須按照原文謄錄，不準隨意篡改文意或增減語句，又設校勘官對謄寫卷進行校勘，確定沒有錯誤後才能標號彌封送複考官再定等。
在此當中，考生的親筆試卷定名為“真卷”，送交彌封官保存。謄錄卷稱為“草卷”，送交主考官評閱。
由於考官看到的已經不是考生親筆所答試卷，進一步有效杜絕了舞弊現象的發生。
見效果甚佳，真宗朝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朝廷又設置專門的謄錄院，此後在省試也開始實行謄錄法，隨後又將謄錄的辦法推廣到所有的考試中去。
為防止書吏有意或無意抄錯文字，給考生帶來麻煩，還派內侍二人監場，並設讀官，讓其負責謄寫後的校對工作，其製度之嚴密，可見一斑。
總而言之，糊名和謄錄製度的建立，都是為了從根本上鏟除科舉製度中殘留下來的薦舉法，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徇私舞弊的發生。
趙大從開國初期起，宋朝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圍繞著如何防止大官僚操縱科舉、造成選士作弊的這個主要問題，對選舉製度做了一係列精心的謀劃和改革，製定了一套相當嚴格的科舉條例，以保證皇帝能真正掌握取士之權。
正常曆史中，糊名製度的再應用需要等到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將作監丞莆田陳靖上書趙二，在采納之後才實行的，隻是現在被趙景提前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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