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隴西成紀人，唐朝時期公主，唐太宗李世民愛女，生母不詳。深得唐太宗鐘心，出嫁中書令房玄齡之子房遺愛，恃寵嬌縱，行為不檢，與《大唐西域記》執筆人辯機私通。唐太宗大怒，腰斬辯機，廢殺奴婢數十人，公主非常怨恨，以至於太宗駕崩的時候，沒有哀容。欲奪房遺直所繼的梁國公爵位，誣告房遺直冒犯無禮，太尉長孫無忌審理，誣告公主與房遺愛，意圖擁立荊王李元景謀反，坐罪自儘，追封合浦公主。
根據《新唐書公主傳》的順序判斷，高陽公主是唐太宗第十七女，下嫁開國名相房玄齡第二子房遺愛，高陽公主的生母不可考，但是多數人根據高陽公主的境遇認為庶出可能性最大。若高陽公主為庶出，亦可因為韋貴妃確鑿資料表明隻和太宗生有紀王李慎和臨川公主，認定韋貴妃可能小，唐太宗高級嬪妃中其他妃嬪的可能性較大，太宗有二十一位在世公主，高陽公主能得到唐太宗的另眼相待，可能是經常得見天顏承歡膝下所致，同時也與太宗脾氣相投分不開，正史記載高陽公主有寵於太宗，深得太宗喜愛。
清河房氏出身山東高門，房玄齡受封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仆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又以“房謀杜斷”成為唐太宗建國治國的左膀右臂，高陽公主能嫁入房家足見太宗對其相當重視。房遺愛夫憑妻貴，以高陽公主得寵的緣故禮秩與所有已出嫁嫡庶公主的駙馬絕異，禮秩指禮儀等第和爵祿品級。
房遺愛官至太府卿，後為房州刺史，太府卿乃從三品，是太宗朝駙馬都尉中少有的財物實權肥缺，同時高陽公主的家姑範陽盧氏，也以性格剛烈著名，《新唐書》列女傳記載了盧氏剜目明誌的典故，又有《隋唐嘉話》趣事“千古風流一壇醋”的名號。盧氏在房家家譜中也有記載，可以佐證，想來高陽公主嫁入房家遇到這樣一位性格鮮明的婆婆，想要為所欲為也當有所顧忌。
房玄齡見諸史料有三子一女：長子房遺直為嗣，妻杜氏未見有載；次子房遺愛尚高陽公主；第三子房遺則娶荊王李元景之女，女為韓王李元嘉王妃，傳說名曰奉珠；根據發掘的房氏墓誌發現房玄齡可能還有一子名房遺義，妻吳氏，皇太子舍人、穀州刺史，還有一女嫁給當時萊州刺史兼萊州港造船使鄭仁愷。房家子女可謂個個攀龍附鳳，地位顯赫，故而家庭關係錯綜複雜易生事端，加之房玄齡在貞觀朝局中舉足輕重，儘管房玄齡如履薄冰，但仍無法避免政敵的攻擊，為房家後來的傾覆埋下了伏筆。
《新唐書》和《資治通鑒》中，高陽公主和《大唐西域記》執筆人高僧辯機的‘風月案’，成為其遭受世人詬病的最大罪名：起因是與房遺直爭嗣，直接導致高陽公主和唐太宗疏遠。在這個時候禦史又發現高陽公主和高僧辯機私情物證寶枕，太宗才知道高陽公主與和尚淫亂，於是震怒下旨賜死辯機，殺奴婢十餘，在《資治通鑒》中故事更加完善豐滿，賜死又改為腰斬。從宋仁宗以後，高陽公主和辯機的不倫之戀，成為鐵板釘釘的正史，也是高陽公主化為淫蕩史料形象的開始。
《新唐書》中記載的高陽公主與太宗因此事父女失和，與《舊唐書》中記載矛盾較大。《舊唐書》記載在房玄齡病重的時候，尚通過高陽公主對太宗上表，可見至少在唐太宗駕崩前，對高陽公主尚正常，公主沒有任何失寵的跡象。當時，房玄齡一直在宮中治病，如果高陽公主已經因此事被太宗疏遠，那麼太宗是不太可能這樣語重心長、心平氣和地和她對話而被起居郎記載。此事在房玄齡墓碑上作為榮耀雕刻示人，可見至少在房玄齡死後近四年內，高陽公主“醜行”暴露可能性較小，否則高陽公主斷難順利晉封長公主並刻上碑文。
高陽公主和辯機事發地點，與唐代高僧管理製度不符，辯機的草廬在高陽公主封地，因公主打獵與之相遇，兩者遂發生苟且之事。而事實上隋唐時僧侶管理十分嚴格，進出寺廟都有登記，無緣無故離寺不歸不被允許，因此辯機的行為在當時實為違法，不可能多日不歸而不被發現懲戒。何況辯機後來被選為玄奘的譯經大德，實為當時佛教界翹楚，更不可能無視嚴厲的寺廟管理製度隨便出入而無人關注不加追責。
最後，許敬宗為《瑜伽師地論》所作後序，乃唐太宗過目欽定，其文字肯定要考慮到太宗當時和之後的想法。如果辯機真與高陽公主有染，許敬宗必會知道，更不會在此文裡詳細提到辯機，而在《大唐內典錄》和《續高僧傳·玄奘傳》中提及另一名大德道宣追懷往事，對辯機耿耿思念之情難以抑製。必須要說的是，“律宗”著重研習及傳持戒律，道宣是“律宗”的創始人，卻對辯機多有懷念，實在是與辯機“破戒”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讓人不得不懷疑辯機之死是否另有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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