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百家爭鳴的時代，這個時代人才輩出，其中法家的崛起速度發人深省。作為法家的傑出代表，商鞅通過改革，使弱小的秦國一躍成為能與齊、楚抗衡，爭雄於天下的大國，可謂勞苦功高。亂世有一個優點，即可以不拘一格任用人才，這為貧寒子弟向上流動提供了道路。在戰國時期，一個人隻要有才華且有雄心壯誌，就不會被埋沒。商鞅早年由於沒有遇上明主，所以鬱鬱不得誌，差一點枉死在魏國。商鞅渴望使儘平生所學，立名於當世，立功於後世。所以，當他聽說秦孝公為重振秦穆公的霸業而下令遍尋天下賢才時，商鞅毅然離開讓他徹底絕望的魏國，隻身前赴當時還是弱小的秦國。商鞅本姓公孫，名叫鞅，他是衛國國君某姬妾所生之子，後來之所以被稱為商鞅是因其在秦國封地的緣故。秦國雖然弱小，地處偏遠，但像商鞅這種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想見秦孝公一麵也是很難。為了理想抱負，商鞅俯身低就求秦孝公的寵臣景監引見自己。第一次見到秦孝公，商鞅言辭懇懇，孝公卻昏昏欲睡，沒聽進商鞅的一言半語。事後，秦孝公責備景監，說他推薦之人乃迂腐呆滯之徒。景監也很無奈，這時商鞅再次求景監引見，景監對商鞅還抱有一線希望，所以再次答應了商鞅的請求。第二次召見，秦孝公懵懵懂懂，覺得商鞅說得有理，但不合他的心意。景監被秦孝公責備後，將商鞅當做出氣筒。商鞅說，他用稱王之道開導秦孝公，但是秦孝公急於求成。事不過三，經過兩次交談，商鞅已經完全探知秦孝公的心願，請求景監第三次引見。秦孝公第三次召見商鞅，果如商鞅所料，他很信服商鞅的話。原來秦孝公複業心急，複仇的心更加殷切，渴望在有生之年稱霸中原，重振秦穆公的雄風。古語雲，欲速則不達。欲成大事，而又想在短短的幾十年內辦成，唯有施行霸道。後來，秦孝公召見商鞅幾次，商鞅都用稱霸之道開導秦孝公。秦孝公對霸道很癡迷，所以與商鞅交談時，他會不知不覺移席靠近商鞅，不厭其煩地聽其講解。法家注重的是刑罰之學，商鞅知道法家的弱點，即威嚴過重，缺少恩德。但諸侯國爭戰不斷，商鞅久不得誌，加之秦孝公誠心重用，他隻能賭上一把，利用嚴刑峻法，在最短的時間內增強秦國國力。麵對疲弱的秦國，商鞅要輔助秦孝公稱霸，力圖一改舊貌隻能施行變法。但商鞅變革遭到了保守派甘龍和杜摯的反對。商鞅告訴秦孝公，心思猶豫不決則必然拖累行動，如果行動不果敢，則必然勞而無功。見解高遠的人不會拘泥於俗見，而見解獨到的人也未必會得到眾人的認可。愚昧的人不會事先謀劃，即使事情成功了，他們也不明所以；相反，聰明人謀事於未萌，料事於未發，對前因後果清楚明了。這一席話的意思是，拘泥於俗見的人並不值得與他們商議變革大事，因為他們隻會遵循過去的禮法，不懂創造。甘龍等老臣過於尊崇過去的禮法，認為流傳下來的老規矩才是治理國家的良策。甘龍說，“聖人不會通過改變民俗來教育百姓，有智慧的人不會胡亂更改祖上禮法。順應過去的民俗以教育百姓，不用勞神費心就能成功，沿襲祖上禮法治理國家，百姓的生活才會有序，行為才會有依據，天下才會安定。如果擅自變法，天下必然大亂。”甘龍是保守派，不僅不主張變法，還認為變法會帶來不利的影響。變法的確會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但如果一貫安於現狀，唯祖上之命是從，則隻會守成，無法壯大國力。甘龍的觀點並不符合曆史發展的要求。為反駁甘龍的觀點，商鞅朗聲說道：“聰明人負責製定禮法，愚蠢的人不知變通，天生注定是被聰明人的禮法約束的命。賢能的人懂得因勢變更法度，無能的人蠢笨如石，隻會傻傻堅守，全然不知因時而變。”這幾句話，字字如利箭射中甘龍的要害，甘龍無言以對。商鞅話鋒逼人，霸氣凜然，老臣杜摯起身反駁。杜摯的意思是，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最好不要貿然變更禮法；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最好不要更換國家舊器。堅守祖上禮法不會有過錯，讓百姓安於俗見不會出現偏漏。如果當冒失鬼，肆意妄為，難免擾亂天下。杜摯的話不是沒有道理，但如果隻因懼怕變法會帶來不利影響而一味排斥，勢必會喪失變法的最佳時期。麵對這兩個頑固派，商鞅越戰越勇，他說道：“治世不一道，便（變）國不法古（（本章未完，請翻頁）《史記商君列傳》）。”這話的意思是，治理國家並沒有亙古不變的禮法，隻要有利於國家，舊的禮法是可以被超越的。春秋五霸都是先經曆國內變革才先後稱霸，秦穆公稱霸就得益於五羊大夫的輔助，最終成為一方霸主。秦孝公立誌圖強，苦無善策，商鞅才高誌大，秦孝公自然極力支持。兩千年前的“真人秀”在禮崩樂壞的戰國時代，諸侯國以利相交，彼此毫無信譽可言。百姓遭受接連不斷的戰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過著有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他們渴求安定的生活。百姓隻求溫飽，不能與商鞅等人謀劃變革大事，但社會的變革最終要體現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他們才是變革的最終承擔者。如果國家脫離百姓，隻有上層變革，那無論這個國家的上層如何先進，它都隻是一隻紙老虎。商鞅意識到頒布新法如果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貫徹執行起來勢必困難重重。在農耕社會，百姓是決定一個國家實力的重要因素。商鞅雖不相信人民的智慧，卻相信人民的力量。為了保證新法在百姓中順利地進行，商鞅認為必須取信於民。為了取信於民，商鞅在秦國國都城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頭，下令說，隻要有人搬木頭到北門，國家賞賜十金作為報酬。搬動一根三尺長的木頭，賞賜十金，做這麼小的一件事情卻付如此高的酬勞，百姓初時並不相信。很多百姓站在城門外觀望，不知商鞅葫蘆裡賣的什麼藥。觀望者越來越多，卻仍無人向前搬動木頭，商鞅增加賞金到五十金。作為智識超凡的大才，商鞅不僅對刑罰深有鑽研，對人性更有一套獨特的見解。大概而論，儒家信奉人性本善，要求朝廷不要肆意乾預百姓，相信百姓會朝善的一麵發展。與儒家不同，法家覺得人性本惡，認為百姓需要朝廷嚴加管理，否則人必趨向壞的一麵。當時，人皆趨利避害，很少有孟子所謂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孟子》）。首先，經過春秋、戰國之亂，作為人們行為準則的周禮已經徹底崩潰了。社會上層將周禮當做實現目的的幌子，社會下層直接視周禮如無物。為了生存，很多人都是苟且偷生，內在的道德觀已經崩潰。商鞅將賞金從十金增加到五十金，就是想以重利誘導百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金加到五十金後，百姓人頭攢動，三三五五，交頭低聲商議。人人躍躍欲試，但仍無人敢出來搬木頭。就在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候，人群裡終於走出一個人，他說：“讓我來試試。”說著他就把木頭扛起來，將其搬到了北門。商鞅果真派人賞給那個扛木頭的人五十兩黃金。這件事傳開後，在秦國引起了轟動。老百姓都相信左庶長商鞅是個言而有信的人。城門立木，隻為取信於民。商鞅通過此事就是想告訴百姓，讓他們相信朝廷。凡是朝廷頒發的詔令，一定言而有信，不問身份尊卑，對有功者必賞，對違法者必罰。自古以來，“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都是堂而皇之的謊言。百姓見商鞅做了一件很真實的事，更希望看到商鞅兌現諾言。經過城門立木一事，百姓記住五十金，記住改革家商鞅，更記住朝廷一定言而有信。在信譽淪喪的戰國，取信於民是眾諸侯國最想做卻最難做的事。商鞅在城門立木，一舉贏得百姓的信任，破除百姓對朝廷的猜疑，為變法贏得了民眾信任的基礎。宋朝的大變法家兼文人王安石，寫了一首七絕，直接以“商鞅”為名，就是讚頌商鞅能夠取信於民：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既表達王安石對商鞅取信於民的敬服，也表示王安石自己渴望取信於民的殷切心情。王安石與商鞅這兩位大改革家，仿佛超越曆史時空的限製，使兩顆改革的心靈相遇。得到民眾的支持後，商鞅開始正式主持變法。商鞅一共主持了兩次變法，第一次變法主要包含以下：第一，整理戶籍，命令百姓十家編為一什，五家編為一伍，各家互相監視檢舉；如果有一家人犯法，十家連帶治罪。在農耕社會，百姓的多寡影響土地的開發程度。商鞅整理戶籍，有助於管理秦國的人口。商鞅施行連坐法，讓百姓互相監督，大大減少了犯罪行為。第二，如果發現奸惡之人，隱瞞不報的人將被腰斬，告發之人受到的賞賜與上陣斬殺敵首同等，窩藏奸惡之人受到的懲處（本章未完，請翻頁）與投降敵人的人受到的同等。通過第二條法令，秦國就徹底滅除奸惡之人生長的土壤。如果國家沒有奸惡之人，百姓自然相安無事，努力發展生產。第三，如果一戶人家有兩個壯丁不分家，他們家的賦稅將要翻倍。商鞅強迫成年男子分家，目的就要他們自食其力，共同為發展秦國的生產奮鬥。經濟實力是戰爭的支柱，戰鬥裝備和戰時後勤的補給全取決於經濟實力。如果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軍事的發展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國家自然無法擴張。法令還規定，凡是致力於農業生產，增收糧食和增加布帛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勞役或者賦稅；如果因從事工商業或者自身懶惰而導致貧窮的，他們的妻子都要被收為官奴。這條法令，將百姓的努力方向引向農耕，有利於促進農業發展。第四，有軍功的各按標準升爵受賞，沒有軍功的王族不能列入家族名冊。如果私下鬥毆，將按性質的惡劣程度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這條規定，將百姓的暴力引向戰爭，同時解除了王族的一部分特權，為百姓開辟了一條向上層社會升遷的道路。商鞅強調按軍功授爵，激發了下層有才之人的鬥誌，為秦孝公招攬了大量人才。第五，明確爵位尊卑。官吏按等級差彆占有土地、房產，甚至家奴的衣裳和服飾也要按爵位尊卑穿戴。軍功是百姓獲得爵位的主要途徑，為了鼓勵百姓積極參軍奮勇殺敵，商鞅仍然強調爵位的尊貴，這有利於提升有軍功者的社會身份。法令還特彆規定，隻有立下軍功的人才能夠享受社會的顯赫榮耀，沒有軍功的人即使極富也不能享受社會榮耀。第一次變法有三大作用，第一強調發展生產，增強國力，這體現在鼓勵農耕政策上；第二強調建立軍功，提升軍人的社會地位，這是戰爭方略；第三強調維持社會穩定，杜絕犯罪，這是以嚴刑峻法的方式穩定社會秩序。從變法的來看，變法很單調，處罰嚴苛，過於冒進，容易引起百姓不滿。百姓懶散慣了，突然實施整理戶籍和連坐法，他們深感不適應，雖然如此，但威懾於商鞅的嚴刑峻法，不敢多言議論，隻能將不滿往肚子裡吞。新法實施了一年多，百姓怨聲載道，僅是國都就有000多人非議新法。商鞅聲威凜然，但也不敢輕易觸動眾怒，正當商鞅為新法的推行而焦慮時，太子觸犯了新法。變法缺乏威信，正需要樹立威信，正想殺雞儆猴，有人偏偏在這個時候撞到刀口上，真是天助商鞅。商鞅告訴秦孝公，新法難以推行，因為上層隨意冒犯，下層接連效仿，致使新法喪失威信。城門立木樹立了改革的信譽，商鞅需要再次懲罰高官，樹立新法的威信。觸犯新法的是太子，太子是未來的國君，不能輕易施加刑罰。但是，如果不懲罰太子，就不能樹立新法的威信。兩難之際，商鞅采取一個折中的辦法，處罰太子的監督官和老師，於是太子的老師公孫賈被處以墨刑。墨刑就是用刀刺刻臉部，然後塗上墨汁。太子的老師遭到商鞅如此羞辱，太子自然痛恨商鞅，同時下層也因此事見識了商鞅的威嚴。《史記》記載，“明日，秦人皆趨令”（《史記商君列傳》）。意思是懲罰太子的監督者和老師後，秦國百姓都按新法令行事，可見商鞅這個改革家既堅決又果敢。處罰太子的監督官和老師後，再沒人敢非議和敢阻礙新法。反對的言論被壓製後，新法順利地推行開來。新法推行7年後，收到了明顯的效果，戶戶家給人足，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占山為王或者攔路搶劫的現象變得少之又少。變法之後的秦國經濟發展迅速，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應對戰爭的消耗。更為重要的是百姓勇敢作戰，以私鬥為恥。全國的暴力都藏在軍隊裡，指向其他諸侯國，秦國國內則社會秩序安定，沒有違法亂紀的事。經過第一次變法，秦國走上了富強之路。國家雖然富強，但社會仍處在高壓政策之下，百姓很忌憚連坐法。生活在秦國，百姓必須事事小心，處處留神，不能說錯話更不能做錯事，仿佛頭頂懸有一柄利劍。經過幾年的改革，原先非議新法的人獲得利益後，開始鼓吹新法。商鞅聽聞後，認為那些人會擾亂教化，於是將他們遷移到周邊小城。商鞅變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因此他能夠大刀闊斧地改革。作為改革家，商鞅十分剛毅，敢想敢做，所以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樹敵太多注定了商鞅的悲劇結局。（本章完）/04/0450/2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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