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覽群書的魯魯修說的沒錯，作為近代土地兼並最嚴重、土改過程最曲折的大國之一，布列塔尼亞的土地兼並問題可謂非常典型。
大體來說，布列塔尼亞的土地製度史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16——17世紀，西班牙和英國土地兼並確立大地產製主導地位，殖民地逐漸陷入危機。
二、18世紀，陷入革命危機的法國波旁王朝進入，並趁西班牙殖民統治崩潰進入拉普拉塔。
三、19世紀，近代土地改革的初次努力反而強化了大地產製，土地兼並在20世紀初登峰造極。
四、21世紀，土地高度集中導致的矛盾引發了布列塔尼亞聯邦派革命和對外軍事征服。
其中，前兩個階段屬於傳統社會，體現了西班牙殖民時代土地兼並的成因、特點和瓦解邏輯；後兩個階段屬於布列塔尼亞時代，體現了布列塔尼亞在現代化進程中特有的土地兼並和矛盾問題。
在殖民地時期，作為土地兼並的結果，布列塔尼亞大地產成了有實權而無權威的獨立王國。
16世紀中葉，當圈地運動“羊吃人”的在老歐洲的英格蘭等地如火如荼地上演時，事實上羊進人退也是當時美洲曆史最重要的情節。
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墨西哥原住民的土地製度十分複雜，但總的來說，在西班牙征服後，原住民的大多數土地在產權上都可以視為一種古老的村社公有形式。
這種村社在印加時代被稱為卡爾普伊，是阿茲特克和印加等帝國的經濟基礎。而西班牙人在征服整個美洲的（1521年）之後，西班牙王室將許多印第安人土地以委托監護製的方式分給了征服者，作為對他們所立軍功的獎賞，這也是拉丁美洲第一批大地產的來源。
但在征服後半個世紀當中，大地產並沒有像很多人想象的一樣已經占據主導，印第安人公地村社依然是土地所有製的主體。
這是因為，莊園主們正在不斷蠶食村社土地，但是速度根本談不上快，一方麵原因是印第安人的抵抗，另一方麵原因是西班牙波旁王室有意限製大地產的擴張。
王室之所以警惕大地產，主要是擔心土地兼並會帶來封建化，進而削弱歐洲白人對於美洲的控製能力。雖然以今天的標準來看，印第安人公社和大莊園一樣，都是自給自足、生產效率低下的前現代化農業組織，但是從古代財政的角度來說，印第安人公社能夠更穩定地向國家輸出賦稅和勞役，而大莊園則接近獨立王國。
正因為這個原因，16世紀的西班牙王室一反常態的三令五申，要保護印第安人的權益，除了宗教道德和政治合法性考量外，對勞力和財稅的需求也是重要原因。
但從約1590年開始，整個美洲的土地兼卻急劇加速，僅僅三十年左右，大莊園已經成為殖民地農業經濟的主導因素。
這次“失控”背後的原因可以大致歸納為兩點：
其一是背景因素，長達一個世紀的災荒和瘟疫導致印第安原住民人口銳減，在1575年左右抵達最低穀。當時的西班牙殖民者借鑒北美英國製度，采取撤村並居政策，使得大量土地廢棄空荒出來，分給了那些從歐洲來的地產主（特彆是放羊的牧場主們）。
其二是直接因素，西班牙波旁王室麵臨財政枯竭，這一點原因才是決定性的。
當時西屬美洲的土地占用十分混亂，產權狀況一團糟。但是搶占土地畢竟不是單向的，莊園主能夠霸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人村民也會占領大莊園主的土地，莊園主的產權要求和印第安人一樣都很難得到政府的支持，這種動態平衡拖慢了土地兼並的速度。
然而在1591年，西班牙發布敕令，開始用承認土地產權換取莊園主的獻金。大莊園主可以用錢買到對既有強占土地的承認，也可以買到對新土地的宣稱，因此短短幾十年間，大規模土地兼並就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西班牙波旁王室自然清楚，這種財政策略實際上是飲鴆止渴，但它更懂得遠水不解近渴的道理。最初西屬美洲殖民地最重要的收入來自銀礦，農業隻是次要部門，因此成了犧牲的對象。
在16世紀末，西班牙正在和英法荷三國同時交戰。財政危機逼迫君主采取短視的政策，縱容甚至加速大地產主權力的擴張，像法爾內斯家族、卡拉雷斯家族都是趁這個機會一舉崛起為政治巨擘的。
而地方勢力增強又會破壞了帝國中央長期收入來源。對於國家來說是一個惡性循環，其結果必然導致殖民地歐洲人勢力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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