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漣出生於隆慶六年，他的青年時代正是東林黨興起的時候。
顧憲成、高攀龍在東林書院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才俊，楊漣就是其中一個。
東林黨是一股地域性極強的政治勢力，以江浙士人為主。明朝期間，江浙士人科考占據絕對優勢，漸漸有了影響朝政的力量，大舉排斥浙黨、齊黨、楚黨、秦黨，開啟了明朝黨爭的先河。
東林黨大體代表了體製內言官集團的利益，特彆熱衷於宣講空洞的道德，在明末這樣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提不出什麼救世心方略，熱衷的都是立太子、正宮闈、反太監之類的問題。
一直以來，東林黨的指導思想，是我很道德，強大之後，就變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針，原先是黨同伐異，強大之後，就變成了非我一類，其心必異。
這幫人道德文章或許可敬，卻無法解決實際問題。
萬曆三十五年，楊漣考中進士，按慣例，先在禮部觀政，然後授常熟知縣。
在知縣任上，楊漣極其勤勉，常布衣布鞋來到鄉間田野，訪貧問苦，勸農勸桑，他清廉無染，嫉惡如仇，頗受縣民愛戴。
後升任戶科給事中，又轉任兵科給事中。
楊漣秉性剛直，以維護禮法為己任，屢屢上書抨擊朱翊鈞寵幸福王，苛待太子，以及任用礦監稅監在各省搜刮錢財，言詞激烈，無所顧忌。
同宗兄弟勸他不要惹禍上身，楊漣滿不在乎地說道:"讀聖賢書，當行聖賢事。世道昏暗，我當如雄雞，引吭高歌。人所懼者，不過一死。我不懼死，複有何懼。"
每一次上疏言事，楊漣都會靜坐家中，等著錦衣衛緹騎來捉拿。
朱翊鈞荒疏殆政，楊漣一個小小的科道言官，上再多奏疏也不過是泥牛入海，沒有一丁點回響。
楊漣的剛直敢言，為他贏得了巨大的名聲，儼然成為東林黨的領軍人物。
東林黨極端主戰，主張對建州女真作毫不妥協的鬥爭，哪怕財政再困難，也必須一門心思打下去，誰有議和之想，誰就是秦檜。
既然要打仗，那就得花費大量的錢糧，可是東林黨又反對增加田賦。
東林黨就是這麼擰巴，主戰是一麵大旗，輕徭薄賦是另一麵大旗，他們卻統統抓在手中，誰敢反對，就給誰扣上奸佞小人的帽子。
他們在士林中擁有巨大的影響，綁架了朝廷。
然而，朝中並非所有人都支持東林黨的觀點。
以畢自嚴、畢懋康為代表的，一些務實的官員則認為，在當前的財政枯竭的困境之下，一味主戰可能會導致國家經濟崩潰。
他們主張采取靈活的策略，通過外交手段緩解與建州女真的爭端，同時尋求內部改革以增加國家收入。
兩派觀點產生了激烈的交鋒。
東林黨脫離實際，誇誇其談，卻偏偏占據了道德高地。
常洛剛剛露出與努爾哈赤議和的意思，反對的奏疏便雪片般飛來。
楊漣、左光鬥、魏大中、周順昌、繆昌期、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熊明遇、施天德、趙南星、高攀龍、葉向高、韓熿、黃尊素、周宗建等數十人上書言事，其勢洶洶，大有排山倒海，無堅不揣之意。
這些人魚龍混雜。
有在朝的，有在野的。
有在京師的，有在地方的。
有一心為國的正人君子，也有混水摸魚的猥瑣小人。
他們雖然手無寸鐵，但手中的筆杆子比刀劍還鋒利。
常洛看到這些奏疏，十分惱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並不是你的嗓門大人多，你就占理。
常洛將這些奏疏扔到一邊，憤憤不平地說道：
“這幫書呆子，隻知道空談誤國，全然不顧國家的實際情況！叫嚷著打仗的是他們，不肯增加田賦的也是他們，天底下的好事都讓他們占儘了，天底下的好話都讓他們占儘了，簡直是豈有此理！”
他決定召見畢自嚴和畢懋康，聽聽他們的意見。
畢自嚴直言不諱地說:"如今朝廷財政入不敷出，若主張一戰到底，首先就要解決錢糧從何處出的難題。"
畢懋康則說道:"主張打的都是禦吏言官，他們隻需要動動嘴皮子，就贏得了好名聲，隻是苦了我們這些做實際事務的人。"
常洛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城裡又迎來了一場罕見的大雪，天地之間白茫茫一片。
文華門外積雪厚達三尺，數百名太監在文華殿外鏟出了一條長長的通道。
楊漣、左光鬥、魏大中、周順昌等數十名主戰的官員座召前往文華殿覲見。
這些大臣們來到文華殿後，常洛並沒有立刻召見他們，而是讓他們在殿外等候。
寒風凜冽，大雪紛飛，大臣們凍得瑟瑟發抖，但卻不敢有絲毫怨言。
許久之後，常洛才傳話讓他們進殿。大臣們剛一進殿，便感受到了一股異樣的氛圍，隻見常洛麵色陰沉地坐在皇位上，一言不發地看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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