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均產值論，塞國比大明富庶不知幾倍。
然而大明地大物博，人口繁多，才是商人最喜歡的市場。
管仲說過：“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商，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商。”商人祖師爺白圭曾經說過：“越是窮地方，越是藏大魚。”
然而此時的滿腦子都是那一船船的銀子和鈔票，接下來就是和戶部為代表的大臣扯皮。
戶部認為這筆錢自當入國庫，充當國用。朱棣不舍得啊，想要納入內帑。
這事還沒扯清楚，話風就突然轉到要不要遷都這件事上麵。
永樂遷都這件事對後世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但對大明朝廷的效果而言，確實很難講。
目前是大多朝廷大臣不願意去北京，那地方風沙又大，又落後，哪有南京富庶？
再說了，當時明朝經濟文化中心肯定在南京啊，江南地區的發達毋庸置疑。
但朱棣不乾啊，他在北京呆習慣了，那邊比較有安全感啊。當然，他也想打擊北元，開疆拓土。總之，沒人能知道朱棣的真實想法，但論跡不論心，後來朱棣確實一直在和北元乾仗。
是塞國的這筆錢給了朱棣更多信心，起碼腰杆子更硬了，在遷都之事上他就硬逼朝臣屈服。
大臣們對付皇上也有的是招，就說反正國庫沒錢，你要非得遷都，那就得用塞國這筆錢。經過一番極限拉扯，最後隻給朱棣留了三百萬現銀，其餘全入了國庫。
這時大夥兒才想起塞國來的仇敬他們已經等了半個月了。
最後還是太子朱高熾領班，姚廣孝、楊士奇和文淵閣學士及相關人員與仇敬使團洽談。
這次仇敬過來是要和大明搞一個一攬子的邊貿總協定，這種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以前都屬於朝貢體係。
就是你蕞爾小國，向大哥我稱臣納貢，然後我看著給你賞賜。當然，咱們大明是天朝上國，肯定不會讓小兄弟吃虧就是，否則下次誰還來呀？
但塞國和大明是兄弟之國呀，那肯定不能按照朝貢那套來，仇敬是帶著方案來的。
大明不是對貿易全無概念的，市舶司從唐朝就開始設置了，專門負責進出口貿易，發許可證，收稅，對進出口船隻檢查，看有沒有夾帶違禁貨物等。
但此時的大明海貿仍然是朝貢製度，你的有牌照（堪合）才有資格到朝廷指定的市舶司朝貢。大明對這些朝貢使團的回禮也很厚道，一般是貢品的十倍。
明朝有一起事故，就是一夥海盜意外得到大明的堪合，冒充使團去朝貢，結果遇到真使團，兩家直接火拚起來。
這要不為了賺點兒錢，誰冒那麼大的風險啊？
皇上的麵子很值錢，可能是受了劉學勤的影響，對海洋事業比原來的曆史重視了許多，對於朝貢回禮少了一些，但仍然沒有收稅。
而原本的曆史中，直到正德年間，海禁廢弛，才開始抽20的實物抽分，與宋元時期的關稅製度接近。
這個時代抽稅不可能像後世那樣，做到各種商品細目製定不同的稅率，也沒有hs代碼之類的分類係統。
所以宋代是將商品分為細色（貴重）和粗色（普通）兩大類，前者抽稅1/10，後者為1/15。
大明在毫無準備之下，談判過程就是被動審閱塞國提出的文本。
塞國提出，希望大明方麵開放廣州、福州、寧波、天津等四處海港，或增設市舶司；長江沿岸設置荊州、漢口、南京、九江、鎮江、蘇州等六座江港；
對等的，塞國對大明開放合浦、防城兩座海港；宜賓、重慶、閬中、昭化、岷都等河港；秦州及寧縣（慶陽府）設置兩座陸港。
在以上港口交易區內，兩國商人可以自由貿易。
考慮到明國出口到塞國的商品以粗色為主，在本次協定期限內，塞國對大明商人免征關稅。
但對於大明方麵對塞國商品收不收稅，收多少稅，文本中並沒有提及。
初次接觸之後，朱棣召集內閣，主要是請楊寓普及稅收知識。
塞國的稅收設計也是參考了之前曆朝曆代經驗，還有一些劉學勤摻雜的私貨。楊士奇要總攬全局，對稅收還是很熟悉的。
稅收有兩條基本原則，第一條是：除了死亡和稅收，沒有什麼是確定無疑的；第二條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
朱棣聽完還有些小失落，他還想問問老仙有沒有長生不老的辦法呢，好嘛，這直接確定無疑了。
接下來就是塞國的稅收製度也還在不斷演進，但是整體而言，重工商業稅，輕農業稅；對官紳等權利階層，增強納稅意識，但也要適可而止；稅收累進製度，儘管實施的還比較粗糙，但官府內部已經形成共識：
富人應當承擔更多的賦稅。
之所以官僚體係不為權貴階層打掩護，主要還是因為官員收入是比較理想的。腐敗問題肯定也有，但劉學勤的意思是先讓這種情況冒頭，然後再找解決辦法。
總體上塞國施政是比較自信的，大概每個人覺得身後有老仙這個無所不能的存在，另外在收取賄賂方麵也是不太敢伸手，感覺老仙肯定會知道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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