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戴維斯先生中斷了庫聯科先生的委托，致使艾倫-賓漢姆頓不得不進行內部調查。
調查結果是，作為代理的布萊肯林場公司的正式名稱是用威爾士文寫得，威爾士語跟英語八竿子都打不著，卻與蘇格蘭蓋爾語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認可的官方文字。當一個短短的bren被翻譯成brycog，如果不了解威爾士語而粗略地調查，是不可能被察覺到的。
“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林義龍說道，他的聯係電話在艾倫-賓漢姆頓不是秘密，跟負責紀律人事的內核人員也打過幾次交道，於是他們就直線聯係，“我的作為主顧的名稱，應該是掛在委托人登記表上的，完全可以被搜尋到的。”
林義龍在注冊時的無心之舉如今開花結果，至於艾倫-賓漢姆頓內部，總得找一個人為此負責的出頭鳥。
卡迪夫分所的各位同僚在整個事件中拒絕負責，林義龍在從卡迪夫分所正式離職之後就以布萊肯林場公司名義正式委托該分所成為這個公司的法律顧問，整個流程清楚明白反而是戴維斯是後來者，如果要追究責任，也應該從戴維斯這個企業部負責人開始。戴維斯作為合夥人和部門負責人是不可能離職的，剛剛接手工作的實習律師也是很難被處分的。這口黑鍋隻能是事務所內部的有點分量的職員才有“背鍋”的資格。
重新回到企業部的麥格就成了辦公室政治下的不幸犧牲品，被調離了企業部的崗位。回到了家裡，麥格對此憤憤不平，隨即寫了一封措辭激烈辭職信，在下班前轉給了負責人事安排的合夥人。
比林義龍離職時更加乾脆，短短兩天，麥格就辦妥了離職手續，把工作轉交給了繼任，沒有離職補助，沒有遣散費，麥格收拾了自己的物品，離開了在這裡奮鬥了將近10年的艾倫-賓漢姆頓。
“埃文斯小姐。”就在麥格在家裡為找工作的事情發愁的時候，她接到了“職場敵人”的林義龍的電話，“能找你聊一聊麼，我就在荷蘭公園附近。”
麥格-埃文斯住在厄爾考斯特的公寓裡，離荷蘭公園很近。
“抱歉，我心情很不好，如果想聊天的話，現在有點不方便。”麥格頭轉念一想，她自己跟林義龍沒什麼實質的衝突，不如聽林義龍做一番解釋，“如果你能忍受我有些出格的態度的話，我們可以去街角的餐館去聊聊。”
職場的親疏遠近，是沒有規律可循的隻要不是有關立場的問題，是不辨敵友的——如果這一點都不懂，那這幾年麥格在倫敦白呆了。
兩人在厄爾考斯特車站的附近找了一個咖啡館，下午雖然營業人也不算多。
“很抱歉。”林義龍擺出相當坦誠地麵容，“我沒想到事情會鬨的這麼大。”
“這也是沒辦法的。”麥格搖搖頭，“當一件事可能出差錯的時候，肯定會出差錯，這不是你的責任。”
“但畢竟還是跟我有關，我認為我應該做一些補償。”林義龍從自己大衣的內側口袋裡拿出了一個信封，放到了麥格的麵前，“這是我的補償方案。”
“你不欠我什麼。”麥格對信封裡的東西毫不感興趣，或者說林義龍的做法有些過於唐突，“我對這件事也沒什麼好解釋的，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
“我覺得正相反，正因為通過我們之間的某些誤會，我對埃文斯小姐的職業素養很有信心。”林義龍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