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兩類人，還有一部分官員選擇了自殺為皇帝殉難。他們深受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學的影響，心中秉持著“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觀念，將對君主的忠誠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這部分人不在少數，比如監察禦史魏冕、前文提到的王艮、大理丞鄒瑾，他們以絕食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用這種決絕的行為，扞衛著自己心中的那份忠誠與大義。太常寺少卿廖昇，亦是痛哭著與家人訣彆，而後自縊而死，以死來表明自己絕不屈服於新主的決心，令人動容之餘，也讓人感歎傳統思想對人影響之深。
再有就是那些抗節不屈的官員了。他們恪守儒家大義，對朱棣通過軍事政變奪取皇位這一有違“禮製”的行為極為不滿，不但不歸順、不自殺、不合作，反而當麵斥責朱棣，甚至想儘自己所能去反抗。明知此舉是以卵擊石，卻依舊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可謂是錚錚鐵骨，儘顯氣節。
當然，他們的反抗也引來了朱棣慘無人道的屠戮，被族誅者眾多，甚至出現了“瓜蔓抄”這樣令人觸目驚心的手段，除了被誅十族的方孝孺外，還有被誅五族或株連鄉鄰的景清、鐵弦、卓敬等等。他們用生命和家族的覆滅，譜寫了一曲悲壯的忠誠之歌，雖身死卻名留青史，成為了後世傳頌的忠義典範，隻是這代價，實在是太過沉重了。
各路藩王在此時也都紛紛開始選擇站隊。他們本就對朝廷的削藩之策心懷不滿，而朱棣正是因削藩一事而起兵，如今朱棣大功告成，對於這些藩王來說，當下歸順朱棣，最起碼自己的王位是能夠保住的。而且朱棣在諸藩中實力最強，他們即便有心去爭一爭那皇帝寶座，可麵對燕軍的強大兵力，也是有心無力，根本無法與之抗衡。權衡利弊之後，選擇站在朱棣這一邊，似乎成了最為穩妥的選擇。
朱棣回龍江駐紮後，並未放鬆警惕，反而越發謹小慎微起來。此刻，皇位已然可以說是他的囊中之物了，但越是到了這個關鍵時候，他越明白不能為以後留下任何隱患，每一個決策、每一個舉動，都可能影響到他未來統治的穩固性。
而那些選擇歸順朱棣的文武官員們，也開始暗自謀劃起來，不管建文帝是不知所蹤還是崩逝於大火，大明已經經曆了這麼多年的戰亂，必須儘早確立新主，讓天下安定，百姓休養生息。他們期望朱棣能早日登基，如此一來，自己也好儘快在新朝之中找準位置，施展自己的抱負，為家族謀得榮耀與安穩。
翌日，也就是六月十四日這一天起，諸王以及文武群臣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一般，多次上表勸進。他們言辭懇切地表示，大明不可一日無主，希望朱棣早日登基，繼承大統，以穩定這動蕩不安的局勢，讓天下重新恢複秩序。
然而，朱棣卻皆不允諾。這背後，其實有著深厚的文化與政治緣由。按照上古傳統和儒家禮儀教化，雖說建文帝已經下落不明，但此時的朱棣和文武百官，依舊要上演一場“三辭三讓”的好戲。
“三辭三讓”的做法，其淵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傳說時代，像堯禪讓於舜、舜禪讓於禹的故事中，就有著類似謙遜推讓的情節記載。這些傳說經過後世一代又一代的傳頌和渲染，逐漸成為了一種被廣泛認可的理想的權力交接模式，被視為一種極具典範意義的禮儀傳統。
後代在進行禪讓皇位等重大權力交接活動時，便有意識地模仿這種模式，以此來顯示對上古賢君品德和做法的尊崇，讓自身的行為符合傳統所認可的規範，進而彰顯權力交接的正統性與嚴肅性。
漢。史書記載，當時漢獻帝被迫“禪位”給曹丕，曹丕方麵也進行了多次辭讓，假意表示不敢接受皇位，說自己德不配位之類的話語，實際上這更多是一種政治表演，是為了讓自己稱帝這件事顯得更具合法性，仿佛是順應天命、眾望所歸，在經過這“三辭三讓”的程序後，曹丕最終登上皇位，建立了曹魏政權。
到了曹魏後期，司馬氏家族逐漸掌握了軍政大權，權傾朝野。到司馬炎時，他意圖取代曹魏建立晉朝。同樣，在所謂“禪讓”過程中，司馬炎也對曹丕的後世子孫進行了“三辭三讓”，先是推辭曹魏皇帝的“禪位”之意，對外表現出很為難、不敢接受的姿態，然後在群臣的再三勸進下，才接受皇位，完成朝代更替，這同樣是出於在政治程序和輿論上營造合理合法形象的目的。
到了當下這個時代，儒家思想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而程朱理學經曆了多年發展更是成為了當下儒家的主流思想，它所強調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和謙遜、克己等品德，早已深入人心。
而“三辭三讓”的行為，恰恰契合了儒家所倡導的這些道德準則。通過反複地推辭謙讓，朱棣這樣的即將接受皇位之人能夠展現出自己謙遜的姿態，表明自己並非貪圖權勢，而是在眾人的推舉、上天的眷顧之下，不得已才接受這一重任。這在禮儀層麵上，將儒家的道德觀念具象化地表現了出來，使得權力交接能夠在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框架下進行，從而贏得更多文人士大夫以及普通民眾基於文化認同上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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