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的年代，隻算戶頭，不會直接算到每個人頭上去。大概是清朝中期吧，政府稅收是按田的數量來征收的，由於田的過於集中。地主也隱瞞土地數量，導致了政府稅收不能完全收到，而後才有按戶頭收，也不管你戶籍裡有幾個人，才導致了請中期的人口增長過快。政府隻認戶頭，不認你戶頭裡的人數，一個村莊也是數你村莊裡的煙囪，也不會說你村莊裡有多少人，隻是說你村莊有多少灶煙。在這裡，灶就用來做量詞。一灶煙就是一個戶頭，就是一家人，沒有分家的。如果是分家了，即使沒有房子分出來，也會在同一個房子裡也必定要砌過灶台，除非生活十分緊張的，分家了才會同一個灶台做飯。在銀井灣的過去的年代裡，也曾出過地主，是那種很有錢的地主，但地主與人為善，不會欺壓村民，地主家的後院建起個望煙樓，站在望煙樓上，可以看到全村的煙囪，甚至還能看到彆的地方的煙囪。那時候的條件並不是很好，村莊裡的房子隻有一層，歇山頂，蓋瓦。稍微建個二層多的台子就可以看到全村莊的屋頂，更彆說是各家各戶的煙囪了。地主有個習慣，早上起來什麼事都不做，喝了茶就登上望煙樓，一站就是半天，一直要等到全村莊裡的煙囪都起煙了，才會去做事。真若是看到誰家的煙囪一早上都沒有升起煙來，就會派人去那家的家裡看看，是不是沒有了米或者是沒有了柴火，不能做飯了。地主就在家裡等，等他自己派出的人回來稟報，若是確確實實是因為有病有災了，而不是好吃懶做原因的，地主都會把米送去給那個煙囪沒有起煙的人家，讓人家做飯吃。稱為地主也隻是在國內土地革命的時期的稱呼，以前不叫地主，叫大戶人家，有錢有地。這裡的地主是泛稱，而確切的稱呼地主的隻是簡單含義，理解成土地的主人，這在南方的農村還是有著很多這樣的說法：比如說在哪裡建個亭子或者其他的公共設施，為表達對人家的尊重，在亭子或者是其他的公共設施建好以後，會立個石碑，把相關的人員刻在石碑上。做亭子的大多把名字可以桁條上，上麵就明顯刻著地主某某，而且位置還是靠前的，在解放前，所有的土地上私有製的，能捐出土地來做善事，善莫大焉。陶磊在附近的亭子裡也看到過自己祖輩的名字，心裡是無比的自豪，這都是後話。對於地主的說法，相對來說，叫鄉紳還是比較貼切的，因為有地，而且是比較多的地，也就沒有了窮苦，更不必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而到處奔波。餘下多的時間就會想到人的更高層次的需求，讓孩子去讀書，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家裡有錢有地了，能吃飽了，不凍著了就想認幾個字。認了字就會看書，書看得多了也就懂得了禮儀，知道了社會次序，也懂得去教化彆人，最後就成了道德的維護者。在村莊裡就有了威信，繼而去管理家族的事和村莊裡的事，最終成為有名望的鄉紳。在封建社會裡，政府最末節的機構就是縣衙，縣官是最小的官員，就是平時所說的七品芝麻官。但有幾個地方的縣官是六品的。縣以下的事務就得靠地方鄉紳去協助管理，而這些鄉紳幾乎都兼著家族裡管理人員和地方的保甲長。然而大部分的鄉紳還是有良知的，為民請願，在荒年組織村民抗災，梳理灌溉係統。但也不泛有無惡不作的惡棍，成天想著坑害村民的。所以，一家人得有個灶台，有了灶台就有了灶司公，也就是灶神爺，也就有了煙囪，有了也村莊裡的存在感。村莊裡有個輕重急緩的事就有人來通知你了，有了好處也會按照村莊裡煙囪去分。陶寬媽在家裡的時候，也不太去清理灶台的清潔衛生，都是自己的家裡的男丁去處理。現在，陶寬爺爺看到了陶寬媽去清掃安置灶神爺的地方，陶寬爺爺就有些急了，趕緊得讓陶寬媽下來。陶寬媽不明就裡，還以為陶寬爺爺不放心自己能清掃乾淨，但看到了陶寬爺爺嚴峻的神色，陶寬媽再怎麼不懂事也會停下手腳。陶寬爺爺看到陶寬媽停了下來，臉上自然就緩和了下來，也露出了那標誌性的嘴巴的笑容。陶寬媽看到陶寬爺爺的笑容也知道了自己停下來是對的，也就就坡下驢，手裡拿著抹布，站在那裡，等陶寬爺爺過來。陶寬爺爺看到陶寬媽停下來了，就高興得走了過去，從陶寬媽手裡接過了抹布，站在灶神爺的牌位前，恭恭敬敬得鞠了一躬，嘴裡也念念有詞，這才爬上了灶台，先把插在裡麵的香柄都清理乾淨了，這才喚陶寬爹過來，去打過一盤乾淨的水，把抹布放到盤子裡洗了一遍，這才拿著抹布慢慢得擦拭著灶神爺牌位上的灰塵以及那些往年塗抹到牌位上的糖汁。也有些年了沒有擦拭過了，灶神爺牌位上的糖汁都變得乾得不能再乾了，也有些自然脫落了。看著陶寬爺爺那麼虔誠的擦拭著灶神爺的牌位，陶寬媽有些肅然起敬，心裡也有些感念。大概這也是陶寬媽第一次擦拭灶神爺的牌位，也是最後一次擦拭灶神爺的牌位，雖然她還沒有去擦拭，但還是有了這樣的想法和動作，至於後來到城市買了房子，也做聊更漂亮的廚房，但灶神爺的牌位卻依然存在。即使陶寬爺爺和陶寬爹都走了，陶寬媽隨著陶寬一起過了，陶寬媽還是會在過年的時候會恭恭敬敬得去拜祭灶神，祈求灶神能給陶寬帶來好運，而陶寬既不反對，也不讚成，每年都這樣過著，直到陶寬媽走了，陶寬才沒有去祭拜灶神，這都是以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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