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林和王長貴心裡窩著對田家惱生產隊隊長田桂星的火氣，一大早就來到了達摩嶺大隊的九隊，一個叫雜堖窩的小村莊，嚴格意義上說，雜堖窩不能算一個村莊，總共十一戶人家、七個姓氏，分散在四道山嶺的縫隙裡，人口最多的一家便是生產隊長渠苟蛋家，他家弟兄三個，和他姐渠二苟，總共占了四家。
沿著山路一路向下，又轉了幾個胳膊肘子彎兒，便到了渠苟蛋家，兩條破垌也沒有插券，就是掏了個土垌子，簡單地用坯柵了個門框，安上了兩扇木門，就是家了，門外的院子裡，用木頭支起了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四麵漏風的棚子，柱子熏得黑乎乎的，應該是廚房。門口臥著一隻卷著毛臟兮兮的柴狗，看了他們一眼，沒有表現出熱情，也沒有什麼敵意，甚至沒有一絲好奇，懶洋洋地臥在那兒一動不動。回頭向上一望，才知道已經到了溝半腰了，往下還有幾個台階，另外三戶人家還在下麵的溝底，其他人家則分布在靠近王崗大隊的溝裡了。
聽到有人喊叫渠隊長，一個女人扶著門框出來了，她用手努力地向前摸著什麼，說道：“你們找俺當家的啊，他不在家，出去了。”原來是個盲人。
“大姐，出去了，出去乾啥去了？”王長貴問道。
“哎呦，大姐，你不方便就不要出來了，我們找渠隊長問點情況就走了。”王瑞林看著那女人艱難的樣子，說道。
“我一個瞎女人，也不知道他乾啥去了，俺男人的事，我從來不管的，你們找他乾啥啊？等過兩天回來了，我給他說。”那女人聽出來了，對麵的人說話的口氣，像是乾部，而且是上邊來的乾部，要是大隊那幾個人，早就開罵了。
王瑞林也笑了起來，顯然這婦人是知道他男人乾什麼去了，要不怎麼會說“等過兩天回來了”呢。於是，便明明說道：“我們是縣上來的，是李書記派我們來的，要看看咱九隊群眾的生活。”
沒想到那女人倒警覺起來了，連連擠出一臉笑容，說道：“咱九隊的生活，好啊，好得很啊，吃不愁、穿不愁的，這都是托共產黨的福啊，托社會主義的福啊……”盲女人如同背書一樣向他們說著話。
王長貴伸頭向她家廚房裡看了一下，除了一個灶台，三五個陶碗，幾雙筷子外，什麼都沒有了，灶火台上放了塊巴掌大小的木板，應該是當鍋鏟子用的。
就在三個人說話的時候，從下個台階處，上來一位老人，在門外聽了好大一會，才拐進院子來，說道：“你們是子七那個工作隊的，子七咋沒有下來啊？”
王瑞林一聽，急忙給老人掏出一根煙來，讓了過去，老人晃了晃手中的旱煙袋鍋子，拒絕了王瑞林。王瑞林劃了根火柴，自己點著了那根煙，又給老人點著了旱煙袋，這才問道：“你認識羅書記啊？”
那老頭一愣，反問了一聲：“什麼，羅書記，他又成書記了？不是豐子澤是書記嗎？”看來，老人幾乎是與世隔絕了，連豐子澤早就不任大隊支書了還不知道。
王長貴笑了，說道：“老人家，你錯了，羅書記是公社副書記，他豐子澤不過是大隊的支部書記，也早就免職了。”
老人也笑了起來，說道：“小夥子，你說那事，我早就知道，我，也是個老黨員啊，我叫渠四格，是當年李新治、蘇君成的兵，也是參加過田北牛兒店起義的。我的意思是，羅子七這個書記，這回能不能扳倒豐子澤這個書記，讓太陽照到咱雜堖窩來。”老人顯然是激動了，他向上指著天，二人隨著老人的手望過去，都八點多了，渠苟蛋家的院子裡還沒有被太陽普照。
老人放下了手，有些喪氣地說道：“給你們說句實在話，也不怕丟咱共產黨的人，幾個孩子出門要飯去了，等收麥時再回來。”
王瑞林突然掏出了自己的筆記本，翻開了達摩嶺大隊的黨員花名冊那一頁，驚呆了，上麵竟然沒有老人的名字，於是便擰開了自來水筆，坐在了一把破凳子上，問道：“渠四格同誌，你是哪一年入的黨啊，這上麵怎麼沒有你的名字啊？你的組織關係在公社還是？”
老人聽了，猛抽了兩口旱煙，吐出一股難聞的火辣氣味，也搬來個樹根坐了下來，說道：“我的組織關係，在豐子澤的罪惡裡。他把我開除出黨了，但我自己沒有把我開除出黨。”老人沉悶地說起自己的故事：“我是1945年新年入的黨，我的入黨介紹人是李新治、王來臣，帶領我宣誓的是王義，我們隨著部隊光榮地在田縣西北的牛兒店宣布了起義，從此脫離了偽軍，加入了偉大的八路軍。後來，我隨部隊南下，中原突圍時我負了重傷，與部隊失去了聯係，我砸毀槍械後一個人要飯往家走，中途遇到了國民黨的收容隊，便把我給收容了，三天後我偷偷地跑了出來，輾轉回到了田縣。因為我本來是從豫東逃荒過來的，孤身一人，早已沒有了家，也隻能回到田縣了。後來，就找到我的戰友王來臣、王義，到了咱達摩嶺，又在這養好了傷，成了家，娶了苟蛋他娘，過起了日子，因為身體原因，當時並沒有加入他們的三小隊，但卻參加了他們黨支部的活動，再後來，來臣和王義都犧牲了，我也與組織便失去了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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