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想錯了，聶勝瓊並沒有再向他邀稿。
她似是忘了這事，又似是受挫太深而“自暴自棄”了。
可彆看與賀麗麗相差的這五百枝花，那可是五百兩銀子呐。
彼時官員俸祿大體可分為“正俸”、“加俸”、“職田”三大類。
宰相、樞密使一級的高官，每月俸錢三百千即三百貫），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祿粟月一百石；地方州縣官員，大縣萬戶以上）縣令每月二十千，小縣縣令每月十二千，祿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還有各種補貼，如茶、酒、廚料、薪、蒿、炭、鹽諸物、喂馬的草料及隨身差役的衣糧、夥食費等均由政府埋單，數量也相當可觀。
外任官員不能攜帶家人，而家人贍養費則由官府財政供應，米，麵，肉等，還有招待費，而且上不封頂，用儘續給，不限年月。
換算一下，自真宗朝起，由於白銀存量少，導致銀價不斷上漲，以兩貫銅錢折一兩銀子，太平時期米價，是一石六百至三百錢，一兩基本上可買四一八石大米。
元豐元年，全國白銀總產量為二十一萬五千兩，之後年產也就在二十多萬兩左右。
可見，銀子的購買力是相當強勁的。
江寧知府的俸祿大抵是每月三十貫，約十五兩銀子。五百兩銀子，便是知府大人三十三個月的俸祿。
隻能說，江寧富庶，娛樂業發達。
彼時商業蓬勃，遠勝以往。唐代及以前，商人隻能在規定的地點即設有圍牆的坊市內從事交易活動。坊市閉門以後及開門之前，無故行走者將受到被二十鞭子的處罰。
到了本朝，由於商業活動增加，城市布局已打破了唐代坊市界限，城鎮和鄉村集市均可隨處擺攤開店，營業時間不受限製。政府不但不予乾涉，甚至明令保護。
由於朝廷的保護，城市小販更加活躍，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商業經營，利潤極高，大抵為逐什一之利，是有“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之諺語。時有“忠訓郎王良佐，居臨安觀橋下。初為細民，負擔販油，後家道小康，啟肆於門，稱王五郎。”一位小販竟靠著賣油使一家人過上了小康生活，還進入官場，位列三班。這在宋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蘇軾就提出了“農末並重”的主張，不但如此，他還身體力行，專門為一位賣油饊子的老婦人寫詩打起了廣告。詩中說：“纖手搓來玉色均，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
士農工商，商賈曆來地位不高，但在這泱泱大宋，商人來源於社會的各個階層，中小商人、農民、手工業者、僧人和牙儈，他們或苦心經營，或投機取巧都可發展為富商大賈。而中小商人則主要以城市中下坊郭戶、農民和手工業者為主，其中農民和手工業者是兼營者。官員營商是亦官亦商現象，這些官員中不乏舉足輕重的要員，如宰相、樞密使等，他們利用特權極儘所能地撈錢，其營商收入遠遠超過官俸收入，稱得上是富商大賈。
商人，舉足輕重。
花魁大會吸引文人士子參與其中，但生力軍卻是一乾富商。所謂附庸風雅，所謂財大氣粗，指的便是這些有錢沒處使的人了。
花魁之爭，說到底比的還是各自支持者的財力。
原本，聶勝瓊是隱隱占了上風的。她本身是才女，素來擁躉甚眾，又是主場作戰，賭坊開出的賠率高居第一。
然而，首日賽事結束後，各大賭坊對相關的撲法紛紛作出了調整。從賠率上分析，賀麗麗和王萍萍將聶勝瓊擠到了第三位，不出意外的話，本次花榜一甲便是這三人了。
對於聶勝瓊的被“冷落”，自是有許多人為之打抱不平，拿周美成和秦少遊壓人，勝之不武，算什麼本事？有能耐……單挑啊。
這些憤憤不平的牢騷旋即被另一條更加勁爆的消息所湮滅。
與其說是勁爆，不如說是……荒謬。
不知源起何處，十四日午前，“王棣將為聶勝瓊奉上新作以備參賽之需”這樣的消息不脛而走。
王棣？王棣是誰？幾個意思？聶勝瓊想用王棣的作品打敗周美成和秦少遊？這大概是進入元佑五年最荒唐的笑話了，沒有之一。
聶勝瓊何許人，王棣何許人，這二人怎會牽扯到一起？這其中究竟有怎樣不為人知的秘辛之事？
於是乎，滿城儘燃八卦之火。
群眾的力量是無窮大的。關於王棣的來曆很快被扒出——
王棣，是前大丞相王安石的嗣孫，也便是現江寧知府王安禮的親孫，“臨川三王”中王元澤的嗣子，早先有“半山小神童”之譽，又被讚為“王家寶樹”，甚得王大丞相喜愛，自幼跟隨祖父左右。但王半山去世後，王棣似也成了祖父筆下的方仲永，泯然眾人，銷聲匿跡。
大宋朝不缺天才，亦不缺神童，文壇那些個大佬們，哪個不是年幼便天姿卓絕、聰慧過人的？但更不乏“方仲永”之流。王棣，大抵是因乃祖之故方被人過度吹捧而少具才名。王家雖多讀書種子，但亦非個個都可成“臨川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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