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之行已近一月，這些個日夜過的可真夠……充實啊。
種種變故讓王棣頗覺猝不及防，暗歎自己果真不是羽扇綸巾、運籌帷幄的料。倒也說不上有多沮喪或者氣餒，有些事情需手熟，有些事情需天賦，自己的天賦在於“才情”嘛，謀略權術啥的著實生疏的緊。沒關係，有時間去學習磨練。
患亂紛呈的局勢已然平歇，蘇太守籍社倉之由勸捐。
此時的“勸”與半月前糧價飛漲時的“勸”效果迥然不同，應和者無數。隻是，杭城此回損失慘重，光營建災民安置房的款項便是天文數字，饒是有朝廷撥款，且多方募捐，仍是有不小的缺口。
此事很傷腦筋，李格非便有些忿然：“都道咱大宋經濟昌盛，稅賦並不輕，天災人禍之際不正應還之於民麼……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千民。”
蘇軾咳了聲，道：“文叔，慎言。”
李格非微微“嗯”了聲，心下卻不以為然。
他適才所言後一句出自《荀子.君道》，意思是取之於民的多，用之於民的少。話中之意便是指朝廷救災、賑災不力，應當全力支援災區重建事宜，而非不痛不癢的撥款萬貫、度碟五十，杯水車薪，無濟無事。
蘇軾心知與自己僅有一半師生之誼的李格非為人脾性，真真是見不慣官場蠅營狗苟的，是個適合搞學術研究的正人君子，論起實務遜高文恭遠矣，更遑論是少年妖孽王三郎。
災區重建刻不容緩，與其和朝廷討價還價到頭來收效甚微，還不如趕緊想辦法籌措款項。
蘇軾一方麵以杭州官府之名向豪商富戶借貸，另一方麵加大募捐力度。還有就是除了匠工的工錢，材料瓦石、木梁等）款儘量先行欠著，當然也需儘快結清。如此三管齊下，款項缺口基本能夠填上。
這期間，王棣又想起銀行之事，似乎值得操作一番。
需要說明的是，唐玄宗開元初年出現了“櫃坊”，憑證有相互約定的實物，即具體的一樣東西，較多的則使用“憑貼”、“書貼”、“文券”、“券契”等，為單紙或折紙式的單筆往來的記錄。
“櫃坊”算是銀行的雛形，是替彆人保管銀錢的商戶。和銀行要付給存款人利息不同，櫃坊不僅不付息，存放者還要向櫃坊繳納租金。但櫃坊的存在使得原來長安的生意人不必攜帶大量的銅錢，方便了遠方客商的貿易活動。
但到了本朝時，櫃坊中人勾結富家子弟，從事賭博、盜竊等活動，是以官府將其與賭局、詐騙、盜竊等同列為“遊手奸黠”一類，常加取締。
金融業，絕對是一本萬利的行業，值得搗鼓搗鼓。
王棣並非愣頭青，自然曉得其中牽涉太深，一不小心就會粉身碎骨。實力不允許啊，暫時擱置，列為可行計劃。
這些天，他親身經曆了許多事，心中無由的想起一句話來：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
很奇怪的念頭，完全不搭界的事兒，卻讓他聯想到了一起，這思維實在夠跳躍。
但畢竟是適逢其會，也在儘量出些力，不敢說拯萬民於水火，終究是見不得哀鴻遍野、餓殍滿地的慘狀。既無法眼不見為淨，那便能幫則幫，無愧於心吧。
事實是，這雖然是“人吃人”的時代，但也不乏為仁向善之輩。國難天災之際，總會有人挺身而出，身體力行地行善積德。其中便有聶勝瓊與蔡雲英。
今歲江寧花魁大會，聶勝瓊技壓群芳一舉奪魁。聶花魁之名迅疾傳揚開來，待得她自贖其身受聘為半山園王府琴師，其名不墜反盛，便是遠在杭州亦是廣為人知。
至於蔡雲英，其名卻是知者寥寥，畢竟“琴操”之名太盛，坊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琴操”二字原出自蔡邕所撰的《琴操》一書，以琴操為名，可見琴操的才氣也絕非一般。琴操雖說是ji，但冰清玉潔，賣藝不賣身，紅極一時。
去年蘇學士知杭州，聞琴操之名，及至見時，憐其才情，遂有往來相交。
據稱，東坡好友佛印便稱琴操撫琴為“百年難得一聞”。
東坡欲勸說琴操脫籍從良，乃戲曰：“予為長老，汝試參禪。”
琴操笑諾。
東坡曰：“何謂湖中景？”
答：“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
又問：“何謂景中人？”
回答：“裙拖六幅湘江水，髫挽巫山一段雲。”
再問：“何謂人中意？”
答：“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