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很忙，進京一月，全無閒暇溫書寫字，時間儘用在走親訪友拉人脈上，可謂痛並快樂著。
這些日子，他拜訪了在京的新黨人員、王安石的故舊子弟、王安禮的同僚摯交、蘇軾的好友門生，李格非也領他去了太學混個臉熟。
不多時，即便是朝中大佬對王棣其名也有所耳聞。關於王三郎的種種也漸漸傳開，譬如說他善詞能文，文章不多卻儘為精品，蘇軾、周邦彥、秦觀皆多讚譽，言“後生可畏也”；他的書法自成一派，便連蘇學士、米蒂、蔡京幾個書法大家也是驚歎不已，皆以為“字有新意，開一家之宗也”，“三郎體”之說愈來愈廣；他的經義文章不拘一格、彆出機杼，卻能發人深省，一篇《少年中國說》震聾發聵，讀之則熱血沸騰、壯誌激昂；他的《論語集注》得到衍聖公府的首肯認可並大力廣薦，在京城暗潮湧動，眼見著將引發儒學的大變故。
凡此種種，都將王棣推向了同輩第一人之位，來年春闈奪魁風聲最高，蓋過了“太學四俊”。
王棣倒是秉持著低調做人高調做事的宗旨，極少在公眾場合露麵，一乾文會詩社概不參與。京城大儒名人雲集，他分身乏術，尚且隻拜訪了一小半，哪還有時間去參加那些青年學子舉辦的聯誼會？
衍聖公府在京城有衍聖公宅邸，性質相當於後世的“駐京辦”，稍早些時候，孔端友也到了京城，次日便邀了王棣過府敘談。座間有伊川先生程正叔、清逸居士潘延之、司封郎中周元翁同席。
伊川先生即程頤，與其兄程顥同學於周敦頤，共創“洛學”，為理學奠定了基礎，世稱“二程”。嘉佑四年，程頤廷試落第，遂不參加複試。曆官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元佑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授崇政殿說書。其與胞兄程灝創“洛學”，乃是當世大儒。
潘興嗣，字延之，南昌新建人。幼承庭訓，通經史，工詩文，為世所重。與王安石、曾鞏相友善。其築室豫章城南，日讀書其間，自號清逸居士，名其樓為“閒雲樓”。公卿交薦，章數十上。神宗熙寧元年召為筠州推官，辭而不就。隱居多年，手植木皆十圍，手不釋卷，至老勿倦。手抄書達數百卷，時人稱賢。
周壽，字季老，一字元翁，周敦頤的長子。元豐五年黃裳榜登第，初仕吉州司戶，改秀州知錄，司封郎中。與黃庭堅為同僚，彼此友善。黃庭堅稱周壽“純粹動金石，清節不汙，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言語文章，發明妙慧。
這三人的關係較為複雜。程頤為“洛學”創始人，雖也屬舊黨，但在教育、農田水利、賦役等方麵與王安石等新黨保持著一致的看法。
今上即位，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人物上台，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共同上疏，推薦程頤。元佑元年程頤以布衣受詔，任崇政殿說書，程頤竭儘忠誠，訓導年幼的哲宗，完全是為了輔助國君實現堯舜之治，鞏固封建王朝的統治。程頤由布衣一躍成帝王之師，致使一部分人對他反感，以蘇軾為首蜀派同程頤為首的洛派互相攻擊，引起了在京城兩派對立局麵，程頤受到諫議大夫孔文仲的奏劾，被罷去崇政殿說書之職，現於西京洛陽講學。
如今，程伊川又成了布衣，但在士林間名望甚隆，學生門人無數。
清逸居士潘興嗣以蔭授將作監主簿。調德化尉，以不願俯仰上官，棄官歸。築室豫章城南，著書吟詩自娛。神宗熙寧初召為筠州推官，辭不就。
其與周敦頤亦為好友，嘉佑六年，周敦頤遷國子監博士，通判虔州。潘興嗣知道他要經過江州，就提前趕到江州等候，在驛館與周敦頤見了麵，邀他一起遊廬山。熙寧五年，周敦頤不幸感染了瘴癘，辭官歸隱定居在廬山蓮花峰下，他將母親的墳墓也從潤州遷來葬在離他居所很近的地方。他將門前的小溪正式命名為家鄉的“濂溪”。定居於江西廬山濂溪書堂，潘興頤又數度去往廬山與其唱和，引為士林佳話。
周敦頤提倡要認識天下之勢。天下形勢極嚴重，則不可挽回。認識形勢嚴重，要靠力量挽回。認識不早，力量不積，則無力與人競爭，是天意。不早認識，不積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勢，則是人事問題，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傾向改革，稱讚新政。
潘興頤讚同好友觀點，是以雖不在新黨之列，但仍是讚同新政的。
至於周壽，嘉佑元年生於合州不到一歲，妻子母親陸氏病故。其言語文章，發明妙慧，但宦途不顯，繼父親衣缽，為新黨中人。
王棣倒是知曉此人，周壽子嗣旺盛，共生有六子，從官居吳中，成為江浙一帶周姓始祖之一支。周恩來、魯迅等均為其後裔。
無人知曉衍聖公宅邸的此次談話內容，但之後叱罵王棣狂悖的聲音又小了許多，有一些人改弦更張，轉而稱讚起王三郎“卓爾不絕”來。甚至還有“可為萬世師”的聲音傳出，至於是真心折服還是存心捧殺那便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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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日，王棣在數位大儒麵前並未放肆，不卑不亢的以後輩自居，但又略略拋出了五十年後方會現世的朱熹哲學理念。
朱熹的哲學體係以程顥兄弟的理本論為基礎，並吸取周敦頤太極說、張載的氣本論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這一體係的核心範疇是“理”，或稱“道”、“太極”。
王棣隻簡單說了幾條，如理是先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理是事物的規律、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等。他又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日窮其理而已矣。”稱“格物致知”的具體內容是“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事故。”
這便是後世所謂的“程朱理學”了，基本是由周敦頤、張載、邵雍、二程等人創立的新儒學，傳承於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學。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創造性地發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學，最後形成了程朱理學體係。
朱熹的深刻之處在於，把孔孟置於正宗，同時又把董仲舒陰陽五行，把張載、周敦頤、二程的觀點，以及佛教的滅欲觀和道家的哲學與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細致地構造出內容精深的新儒學體係。
這門學說本就源於二程學說，但又更進一步，可謂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思想學術這種形而上的東西，但凡在融會貫通的前提下稍稍有些更為新穎的、符合時代背景的新觀點，那便是發揚光大。
王棣簡略的闡述讓程頤震動之餘，也欣慰於後繼有人。不管怎樣，王棣的這番觀點言論是極符合理學中心宗旨的，他又怎麼可能不為其撐腰說好話？
如此一來，王棣居然在短時間便趨避了新舊黨爭這個大旋渦，幾乎獲得了各方麵的好感，殊為難能可貴。
首先，不管他承不承認，王安石之孫的身份無法抹卻，再加上朝野之間都知道王半山生前最寵愛這個孫子，常與人言“此乃吾王家寶樹也”，這便讓他獲取了新黨的一票。
其次，他與蜀黨領袖蘇軾是為忘年交，東坡居士毫不掩飾對他的看重。而且，他與蜀黨中堅成員黃庭堅、秦觀等皆有往來，在蜀黨中印象分極佳。
如今他又贏得了伊川先生的器重，有黨魁為其張目，洛黨自是不會再針對打壓他。
再說說朔黨，其領袖人物是中書侍郎兼門下侍郎劉摯。
劉摯初任冀州南宮縣令時，因政績卓著，與信都令李衝、清河令黃莘被稱為河朔三令。後任江陵府觀察推官，由韓琦推薦為館閣校勘，升遷為著作郎。當時王安石剛開始執掌政權，對劉摯非常器重，提拔劉摯為檢正中書禮房公事。之後劉摯又被提升為監察禦史裡行。
雖然之後因對新法持不同意見摯主張漸變，反對暴變，他認為新法推行太快，民眾不能迅速適應），他被貶官外放，但王安石於他是有知遇之恩的，縱然因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卻是無法抹殺當初，又怎會將黨爭之禍轉嫁予王棣？
朔黨另一位大佬劉安世與蘇軾、蘇轍兄弟是好友，經常以文相會，以詩唱和。其以誠治學、以誠待人、以誠處世，時任寶文閣待製、樞密都承旨，以敢於直諫聞名，被稱為“殿上虎”，奏疏剛正之氣形於筆墨間，令人讀之感慨，時人雲“諏訪審訂，鹹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核，皇皇乎仁義之說也”、“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鑒，卿士大夫之藥石”……這樣一個剛直之人自也不會去為難一個弱冠少年。
少年人嘛，輕狂些也是有的，允許犯點錯，矯枉過正過猶不及，給多點時間。
王棣倒沒想過會有如此好的形勢，暗呼“僥幸”之餘，還是決定再低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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