縫紉機的嗡鳴聲在傍晚的窗台下織出細密的網，林麗指尖捏著枚銀頂針，將最後一粒盤扣縫進靛藍土布，那是結婚時的第一件家具，是林麗的最愛。
她腕間的銀鐲晃過燈影，在襯衫領口勾出半圈月光——那是用批發市場淘來的邊角料拚的，袖口滾著碎白花布，針腳比百貨公司賣的的確良還齊整。
我套上襯衫時，後頸蹭到她指尖的薄繭，像被春日柳絮輕輕搔了下。“轉個圈瞧瞧。”她跪坐在板凳上，膝蓋壓住散落的剪報，眼睛亮得像綴著兩粒星子。
剪刀“哢嗒”咬斷線頭的聲響裡，我看見她嘴角梨渦盛著蜜糖，“昨兒見你盯著王姐的新襯衫瞅，就想著攢點碎布給你做件。”領口的弧度恰好貼著鎖骨，袖管長短不多不少，連手肘處的褶皺都熨帖得服服帖帖。
縫紉機台角的搪瓷杯裡，晾著她剛泡的槐花蜜，甜香混著布料漿洗後的皂角味，在暮色裡釀成暖融融的繭。
五月廠區家屬院的梧桐開得潑潑灑灑，我們常坐在梧桐樹下分食一碗餛飩。她總把漂著蛋絲的半碗推過來，自己戳著碗底的紫菜碎笑：“我小時候在東北，冬天就盼著供銷社賣凍柿子，咬開個小口嘬糖水，跟這餛飩湯似的甜。”
陽光透過葉隙在她發間跳格子，我盯著她被熱氣熏紅的鼻尖，突然想起初見時她蹲在縫紉機前的模樣——碎布在她手裡翻成花，剪子尖挑著絲線轉個圈，就變出朵立體的梔子花。
我突然明白為何她總在夜裡翻出女兒的百日照，用棉線給照片裡的小襖繡花邊——那孩子眉眼像她，鼻梁卻挺得像那個教書先生。
鄰裡回憶道：“我走的時候，雪下得跟天漏了似的，”她摩挲著掌心的月牙疤，那是當年拽住民政局鐵門留下的，“聽說他把女兒送給遠房親戚，換了兩袋玉米種。”北風似乎穿透二十年後的春陽，吹得她肩頭微微發顫。
我握住她的手，指腹觸到繭下的硬痂，突然想起有次她縫補被爐火燒出洞的被單，也是這樣低著頭，讓碎發遮住發紅的眼眶。
有時我會在她裁布時看見恍惚的溫柔。她量尺寸的皮尺滑過木板，發出“嘶啦”的輕響，像極了女兒小時候啃奶片的動靜。“你說現在的小姑娘，還會不會穿媽媽做的花襯衫？”
她舉起塊印著小鴨子的碎花布，陽光從針眼裡透過來，在她掌心投下細碎的光斑。窗外的槐花落了滿地，像誰撒了把未融的糖霜，而她指尖的頂針，正把那些結痂的傷疤，慢慢磨成溫潤的玉。
林麗特彆心靈手巧，她能裁裁剪剪，做成好看的衣裳。有一次，她到批發市場買的下的邊角料，給我做了一件襯衫，穿在身上彆提多合適了。
她笑著說：“外麵買的哪有自己做的好，又省錢又舒服。”我看著她，心裡滿是感動。那時候，我們沒有什麼奢侈品，沒有浪漫的約會，但隻要看到對方的笑臉，就覺得生活充滿了希望。
那個槐花飄香的春天，我怎麼也不會想到，眼前這個把半碗餛飩推給我的東北姑娘，藏著一段浸透苦汁的往事。
林麗第一次向我袒露離婚的緣由時，我們正坐在廠區家屬院的梧桐樹下，她用樹枝在地上畫著歪歪扭扭的小人，聲音像是被砂紙磨過：“我前夫是老師，看著文質彬彬的，誰能想到他心裡揣著塊秤砣。”
產房裡的消毒水味混著血腥味，在記憶裡發酵成揮之不去的噩夢。女兒出生那天，林麗虛弱地躺在產床上，聽到門外傳來丈夫的歎息，比窗外的北風還要刺骨。“又是個丫頭片子。”
這句話像根鏽釘子，生生釘進她的心口。滿月酒那天，婆家的紅對聯映得女兒的小臉越發蒼白，前夫當著所有親戚的麵摔了酒杯：“生不出兒子，連個完整的家都給不了。”
林麗說這話時，指甲深深掐進掌心，我仿佛看見那個抱著女兒瑟瑟發抖的年輕母親。她做出把女兒留給前夫的決定，像是用鈍刀剜自己的肉：“我以為把孩子留給他，好歹能讀上書。”
可當聽說女兒被轉手送人，她嚇得連夜收拾行李逃離東北，因為眼前的經曆太可怕了，誰的父親有這麼狠心！能把自己的親骨肉送人？連過冬的棉襖都沒帶。
我握住她冰涼的手，指腹觸到掌心結痂的月牙痕，像是摸到了她心上的疤。
我常常想，在這個時代，重男輕女的思想為何還如此根深蒂固？它就像一把無形的刀，斬斷了多少親情，又傷害了多少無辜的生命？或許，時間真的能治愈一切，也能改變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
然而，社會上類似的現象依然屢見不鮮。報紙上時不時刊登著棄嬰的新聞，大多是女嬰；農村裡，為了生男孩而超生罰款的家庭不在少數；就連城市裡，也存在著性彆歧視的現象。
這些問題，就像一塊塊沉重的石頭，壓在每個女性的心頭。我們該如何打破這種陳腐的觀念，讓每個生命都能被平等對待？這不僅是我們家庭需要思考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需要麵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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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歲月的長河裡，我們的家庭就像一葉扁舟，在重男輕女的浪潮中艱難前行。但我相信，隻要我們彼此相愛，相互扶持，終有一天，能衝破這層陰霾，迎來真正平等、和諧的曙光。
而那些關於道德與倫理的思考，也將隨著時代的進步，漸漸明晰答案。林麗把縫紉機鎖進木箱那天，梧桐葉正撲簌簌往窗台落。她用藍布包了剪報簿和半塊槐花蜜，在火車站候車室坐了整夜。
玻璃窗外的霓虹映在她鬢角新添的白發上，像撒了把碎銀。“我打聽到當年抱走孩子的人往南方去了，”她攥著張模糊的地址條，指腹磨得紙角發毛，“哪怕是塊墓碑，我也得知道她埋在哪。”
南下的綠皮車晃得人骨頭散架，鄰座大姐往她手裡塞了個煮雞蛋：“尋親的？我娘家侄女也是抱養的，現在在深圳當會計呢。”
雞蛋還帶著體溫，林麗盯著對方手腕上給養女買的金鐲子，突然把臉埋進圍巾。那些在地圖上畫紅的路線圖裡，藏著她用碎布換的長途車票，和在派出所戶籍科磨破的鞋底。
在廣州城中村的握手樓間穿行時，梅雨季的潮氣把她的布鞋泡得發軟。巷口涼茶鋪的阿婆指著牆上的尋人啟事搖頭：“上個月剛走個尋女的，跟你一樣帶個布包。”
鋁鍋熬藥的咕嘟聲裡，林麗摸出女兒百日照，塑料膜下的小臉蛋被汗水洇得發皺。有次她在廢品站翻到本舊相冊，扉頁貼著張相似的笑臉，卻在攤主喊出“五塊錢一本”時，突然把照片揉進掌心。
深秋在福建山區走訪時，山路上的碎石紮破了她的鞋底。村支書遞來的搪瓷杯裡飄著茶梗：“前幾年確實有戶東北來的，後來生了兒子就搬走了。”
土坯牆上的計劃生育標語被雨水衝得模糊，林麗摸著“生男生女一樣好”的殘字，突然想起前夫摔酒杯時，酒液濺在紅對聯上的聲響。山風穿過竹林時，她聽見遠處小學傳來的童謠，和二十年前女兒咿呀學語的調子重合。
時代在她尋女的腳步裡悄悄變臉。手機開始普及的那年，她在縣城網吧學發郵件，光標在收件箱裡跳成心慌的鼓點。
“有次收到封匿名信，說孩子在工廠打工，”她把打印件夾進剪報簿，紙頁間漏出半張工廠宿舍的照片，“可等我找到地方，人事科說花名冊裡沒這個人。”
流水線的噪音似乎還在耳邊響著，她摸著照片裡女工模糊的側臉，突然發現自己記不清女兒該有的模樣。
那年冬天她在東莞勞務市場蹲守時，遇見個給女兒尋親的母親。
對方打開手機相冊，裡麵存著幾百張女工照片：“我閨女手腕有顆朱砂痣，跟你家孩子百日照上的一模一樣。”兩個女人在寒風裡抱頭痛哭，直到保安來趕人才分開。
林麗後來把那張照片洗出來，貼在剪報簿最後一頁，旁邊用紅筆寫著：“或許不是，或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林麗也漸漸地淡忘這件事，但相信她的心裡一定還有一塊石頭放不下自己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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