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朝的文官集團，依舊走著萬曆朝的老路：
遇事隻會推諉，要錢時攥著國庫不鬆，要辦事時又處處掣肘。
天啟帝瞧著這群文官，隻覺得“真不可用”，索性重新啟用東廠番子，走回他爺爺萬曆“靠內庭辦事”的舊路——
隻不過他性子更急，手段也更直接，一上來就著手奪文官的權柄。
起初倒也沒出大岔子：
東北戰事吃緊，朝堂文武集團本就弱勢，天啟帝拿權時沒遇太多阻力。
可偏偏就是這“弱勢”，給了東林書院那幫人機會——
他們天天喊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借著朝堂權力真空，竟一步步爬了上來。
這邊東林黨想掌權，那邊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也不肯讓，兩邊立刻對上了，朝堂成了他們爭鬥的戰場：
你參我一本，我陷你一局，連前線的軍餉、糧草都成了爭鬥的籌碼，最後鬨得民不聊生，東北的戰事也被徹底耽擱。
崇禎帝一繼位，便雷厲風行掀翻閹黨，又借著限製朝堂官員權柄的機會，定下“監軍、巡按、軍鎮三位一體方可用兵”的規矩——
這一手直接把內閣、兵部、都督府手裡的調兵權收了回來，從製度上鞏固了皇權，單論這事，做法本就沒什麼錯。
若不是後來遍地起民亂，崇禎朝本可以成為真正的中央集權時代。
論掌控力，崇禎帝確實有一套：
對朝堂官員，他說一不二，沒人敢公然違逆；
對軍隊，他牢牢抓著兵權，將領任免、軍餉調配都由他定奪；
對地方，布政司、知府們也都規規矩矩，不敢擅自行事。
若隻比治政手段，他能甩萬曆帝好幾條街——
萬曆靠“裝死”應對朝堂，崇禎卻敢直接動手整肅權力格局。
可他偏偏栽在了“誌大才疏”和“急功近利”上：
總想一口氣解決所有問題，比如對後金用兵，剛打了場小勝就想速戰速決，結果屢屢受挫；
又比如整頓吏治，急於求成之下，反而讓不少能辦事的官員被牽連。
更要命的是“貧窮”——
這窮倒不能全怪東林黨，根源在他過度使用民力：
北邊要防後金，得征“遼餉”；
西邊要剿流寇，得加“剿餉”；
後來還要練新兵，又添“練餉”，三重賦稅壓得百姓喘不過氣，流民越來越多，民亂自然愈演愈烈。
其實明朝的民亂從來不是崇禎朝獨有的。
從洪武皇帝開國到崇禎帝亡國，二百七十六年裡，民亂就沒真正安生過——
大大小小的叛亂、民亂算下來有五百多回，平均每年就有兩回。
這些亂子還沒算上永樂靖難這種皇族內鬥，全是實打實的民生與邊患問題：
有流民走投無路揭竿而起的，有白蓮教借宗教聚眾作亂的，有土司、宣慰司不服管叛亂的；
北邊韃靼人隔三差五叩關劫掠，中間出了土木堡之變的慘敗，東南沿海有倭寇騷擾，正德朝還有寧王造反，礦山裡時不時爆發礦民暴亂，百姓為了抗稅也常鬨出動靜。
整個明朝，就像一位在風浪裡撐船的老運動員，一路顛沛，卻硬是撐了兩百多年才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