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來自西南邊陲的一座小城，用的是最普通、最廉價的學生信紙，字跡娟秀卻力透紙背，帶著一種與年齡不符的決絕。
蘇明心坐在空曠的工作室裡，指尖反複摩挲著那幾行字。
窗外是京城繁華的車水馬龍，霓虹燈的光暈透過玻璃，在她臉上投下斑駁的影子，卻絲毫暖不了那信紙上透出的寒意。
“我今天去公安局做了筆錄，沒哭，也沒求他們立刻救人。”
女孩的筆觸在“哭”字上微微頓挫，仿佛能看到她緊咬牙關的模樣。
“我就說了一句話：‘張慧不是叔叔，她是我的姐姐。’”
蘇明心閉上眼。
那句話像一枚燒紅的鋼針，精準地刺入她心中最柔軟也最堅硬的地方。
張慧，那個在光圈裡聲嘶力竭呼喊“姐姐”的女孩，如今隻剩下妹妹的記憶和官方檔案裡一行冰冷的“情緒不穩定，已介入心理疏導”。
她們都是姐姐，也都是妹妹。
她們都在試圖從“數據”的定義裡，搶回一個活生生的人。
她沒有回複這封信。
任何安慰的言辭在這樣的現實麵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她隻是沉默地走到掃描儀前，將信紙小心翼翼地放平。
機器發出的嗡嗡聲，像是這個時代微弱卻固執的耳鳴。
掃描出的高清圖像，被她嵌入了《未發送》第三輯的封麵設計中。
那段手寫的文字，在精心設計的藝術字體和迷幻的色塊之間，如同一道粗糲的傷疤，突兀而真實。
在書的封底，她隻印了一行極小的字，像是耳語，又像是讖言：“有些話，不必等到被被允許才說。”
首批印刷品被打包成五十個一模一樣的包裹，收件地址遍布全國。
不是知名書店，不是文化地標，而是五十所普通中學的圖書館。
她在每個包裹裡都附上了一張便簽，上麵是她手寫的囑托：“請放在‘青春期心理’書架最顯眼處。”
當最後一個包裹被快遞員取走，蘇明心站在落地窗前，看著遠方的天際線被摩天大樓切割成不規則的幾何圖形。
她不知道這五十顆種子能有多少發芽
幾乎在同一時間，千裡之外的林景深也收到了一份通知。
來自基金會合作律所的加密郵件，標題簡短得近乎冷漠——“關於張慧案”。
郵件內容並不樂觀。
案子在他們的持續推動下，總算被最高檢列為“疑難信訪重點督辦案件”，這聽起來是個巨大的進步。
但“重點督辦”四個字的後麵，跟著的是一句更致命的批注：“鑒於案情複雜，社會影響麵廣，建議暫緩調查，以維穩為先。”
“暫緩”，一個溫柔的詞，卻比利刃更傷人。
它意味著無限期的擱置，意味著讓時間消磨掉一切證據、記憶和呼聲。
林景深關掉郵件，臉上沒有一絲波瀾。
他早已過了會為這種官方辭令憤怒的階段。
催促？
抗議？
那隻會讓他們陷入一場預設好規則的消耗戰。
係統最擅長的，就是用“程序”和“流程”讓你在原地打轉，直到你精疲力儘。
他要做的是跳出這個圈。
一周後，“明心基金”的注冊地悄然變更，從寸土寸金的京城金融區，遷到了地圖上需要放大好幾次才能找到的西南某小城——正是張慧姐妹的家鄉。
林景深沒有驚動任何人，親自飛了過去。
他沒去拜訪當地任何一位“大人物”，而是租下了一間臨街的舊鋪麵，掛上了一塊樸素的木牌：“基層司法觀察站”。
他招聘了三名剛剛從本地法學院畢業的女孩，她們眼神清澈，對未來充滿理想，也對現實充滿迷茫。
林景深給她們的任務簡單到不可思議，甚至不像一份正式的工作。
“每個月，你們什麼都不用做，就去各個鄉鎮的法庭、派出所、信訪辦門口待著。”他指著地圖上的幾個紅點，“不用進去，就在外麵，聽那些走出來的人說話。記錄一件事——那些沒能被立案的訴求。”
女孩們麵麵相覷，不明白這位傳說中的京城大律師為何要做這種看似毫無意義的事。
林景深淡淡地說：“法律是有門檻的，能走進法庭的，已經是少數。我們要找的，是那些連門檻都摸不到的聲音。他們為什麼被拒絕？法官說了什麼？警察用了什麼理由？把這些都記下來，原話，一個字都不要改。”
第一個月的報告很快就交到了他手上。
與其說是報告，不如說是一本民間疾苦的速寫集。
標題是其中一個女孩自己起的——《那些沒資格成為案子的事》。
裡麵記錄著：一個女人想告丈夫家暴，卻被勸“夫妻哪有隔夜仇”；一個工人想討要工傷賠償，卻因為沒有正式合同而被拒之門外；一個年輕人投訴工廠排汙，得到的回複是“這是重點扶持企業，要顧全大局”。
林景深一頁頁翻過，目光最終停在了一句不起眼的記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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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老人反複來，說他兒子因為在網上發了什麼東西被帶走了。他想知道兒子關在哪兒，犯了什麼法。沒人理他。他說，兒子被帶走前，慌亂中隻來得及在自家土牆上用石灰畫了個圈。”
那個圈。
一個絕望的、無聲的求救信號。
一個甚至無法被轉譯成文字的“案情”。
林景深拿起筆，在這段話旁邊的批注欄裡，用力寫下了一行字。
“這個圈，我們來記。”
京城，教育部下屬的某個會議室裡，氣氛有些微妙的凝重。
顧承宇坐在長條會議桌的一側，對麵是幾位麵容嚴肅的專家和領導。
他們正在審議他的“種子計劃”課程。
好消息是，這套顛覆性的心理學課程，經過幾輪小範圍實踐後，效果出奇地好，被一致評定為“具有前瞻性和實踐價值”，並被教育部列為“高等院校心理學試點教學參考”。
壞消息接踵而至。
“顧教授，”一位頭發花白的領導清了清嗓子，語氣溫和卻不容置疑，“我們非常欣賞你的教學理念。但是，為了能讓這套課程更順利地在全國推廣，有些內容……需要做一些調整。”
他推過來一份文件，上麵用紅筆圈出了幾個詞。
“‘清源事件’‘織光聯盟’‘係統性壓抑’……這些案例，爭議性太大，容易引起學生的思想波動。我們建議，可以用一些更經典、更沒有爭議的心理學案例來替代。”
“穩定壓倒一切”，這句話沒有說出口，但會議室裡每個人的呼吸中都充滿了這個潛台詞。
顧承宇看著那份被“修正”過的教案大綱，沉默了片刻。
他沒有爭辯，沒有引經據典地論述學術自由的重要性。
他知道，在“穩定”這塊鐵板麵前，所有的道理都會被撞得粉碎。
他隻是微笑著點了點頭：“我理解。感謝各位專家的寶貴意見，我會認真考慮。”
會議在一種和諧融洽的氣氛中結束。
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後，顧承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原始的、未被刪改的“種子計劃”全部教案，一字不差地整理出來。
但他沒有將它們打印成冊，也沒有存入硬盤。
他聯係了一家小眾的獨立音樂工作室，將十二節核心課程的內容，請專業的播音員錄製下來，然後，刻錄成了十二張黑膠唱片。
這種古老、笨重、難以複製的媒介，成了他對抗篡改的武器。
他將這十二套唱片，分彆贈予了當初與他一同創立“種子計劃”的十二位合作教授。
每套唱片裡都附有一張他親手寫的卡片：
“聲音比文字更難篡改。當紙張被抽走，至少讓回聲留下。”
其中一套唱片，被一位年邁的心理係教授珍藏，最終放入了自己所在大學的係史館。
標簽上寫著一行小字：“2025年，我們曾嘗試教導學生，去質疑‘穩定’的代價。”
幾年後，一個對未來感到迷茫的新生，在係史館裡打發時間時，偶然發現了這張落滿灰塵的黑膠唱片。
出於好奇，她找到了老舊的唱機，將唱針輕輕放下。
一陣輕微的“滋啦”聲後，一個溫和而堅定的聲音從音箱裡流出：“……我們總在談論心理健康，但什麼是真正的健康？真正的健康，不是讓你永遠保持微笑，永遠積極向上。真正的健康，是係統允許你說，‘我不舒服’。”
女孩愣住了。
這句話像一道閃電，劈開了她被各種“正能量”話語包裹得密不透風的內心。
她拿出手機，錄下了這段話，發到了自己的朋友圈。
配文隻有一句：“這節課，比我們現在教的，更像人話。”
葉小棠又一次來到了清源市的公墓。
那棵見證了太多悲歡的老槐樹，在秋風中颯颯作響。
她蹲下身，在李小芸的墓碑旁，那片她曾經刻下名字的土地上，發現了一行新的字跡。
不是她刻的。
字是用小石子劃的，很淺，但很清晰：
“李小芸，2023年9月，穿藍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