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中心的空氣粘稠得像化不開的糖，混雜著消毒水和廉價茶葉的氣味。
牆上那條“無聲傾聽日，讓心有處安放”的紅色橫幅，此刻看來像一道諷刺的傷疤。
蘇明心坐在長桌一側，麵前是一杯早已涼透的白水。
她帶來的新學員們分散在各個角落，笨拙地模仿著她的沉默，臉上寫滿了不知所措。
坐在她對麵的中年男人已經沉默了十分鐘。
他的手指粗大，指甲縫裡嵌著洗不掉的黑色機油，正無意識地摩挲著一個磨掉了漆的舊保溫杯。
他身上的工裝被洗得發白，肩膀的線條因為常年勞作而微微塌陷。
“我……”他終於開口，聲音沙啞得像是被砂紙磨過，“我就是想找個人說說話。”
蘇明心沒有點頭，也沒有做任何引導性的表情，隻是靜靜地看著他，目光像一汪深潭，隻負責倒映，不負責驚擾。
男人似乎從這片沉靜中汲取了一絲力量，緊繃的肩膀鬆懈下來。
“他們說我這是創傷後應激障礙，要我吃藥，要我配合治療。”他自嘲地笑了笑，嘴角咧開一個苦澀的弧度，“狗屁的創傷。我就是……想她了。”
空氣再次凝固。
一個新學員下意識地想拿起筆，被蘇明心用眼神製止了。
不記錄，不分析，不引導。
這是鐵律。
此刻，他們不是心理師，隻是兩個耳朵，一對眼睛。
“她走的時候，很平靜。警察來帶人，她沒哭也沒鬨，還在廚房裡忙活。鄰居們都在窗戶後麵看，跟看耍猴似的。”男人的視線沒有焦點，仿佛在看一幕隻有他能看到的電影。
“她走到門口，換上鞋，回頭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
他的喉結劇烈地上下滾動，眼眶瞬間紅了，那雙承載了半生風霜的眼睛裡，有什麼東西正在決堤。
他猛地低下頭，用粗糙的手背狠狠抹了一把臉，聲音帶著無法抑製的哽咽：“她說，‘老李，記得關煤氣’。”
一句話，如同一記重錘，砸碎了現場所有偽裝的平靜。
幾個年輕學員的眼圈也紅了，他們終於明白，最沉重的悲傷，往往包裹在最尋常的囑咐裡。
那不是遺言，那是被強行中斷的日常。
蘇明心心中最柔軟的地方被狠狠刺中。
她沒有說一句“我理解”或“請節哀”，那些話語在如此真實的痛苦麵前，顯得輕飄而虛偽。
她隻是緩緩地，將手邊那本《未發送》第三輯推到了桌子中央。
書頁被翻開過很多次，帶著柔軟的褶皺。
男人的哭聲漸漸平息，他抬起通紅的眼睛，看到了那本書。
他沒有問這是什麼，隻是在離開時，趁著眾人不注意，身體微微一側，擋住了彆人的視線。
他的手迅速伸出，像一個偷竊珍寶的竊賊，悄無聲息地撕下了那張夾在書末的複印件。
那張寫著“我想你回家”的紙條。
他沒有展開看，隻是飛快地將紙折疊成一個小方塊，緊緊攥在手心，然後塞進了早已磨破的衣兜裡。
仿佛揣著一個滾燙的護身符，他挺直了些許的背，頭也不回地走出了社區中心。
同一時刻，京城。
林景深辦公室的巨幅顯示屏上，一份名為《靜坐者行為圖譜》的報告正以冷峻的白底黑字呈現。
沒有情緒分析，沒有訴求概括，隻有冰冷的數據。
時間：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
人數：第一天，三人；第二天，三人；……第七天，五人。
攜帶物品：第一天，法學教材，《憲法學原理》；第二天，保溫杯，舊照片；第三天，一束野菊花……第七天，一個褪色的舊書包。
“老大，人數在增加，雖然很慢，但是都是自發的家屬。”年輕的分析員陸子軒在一旁低聲說，“我們要不要……再推一把？”
林景深微微搖頭，目光銳利如鷹。
他盯著屏幕上“舊書包”三個字，仿佛能穿透像素，看到那個抱著書包坐在信訪局冰冷台階上的女人。
“不，”他吐出一個字，聲音沉穩，“現在不是我們推的時候。這團火，必須讓他們自己燒起來。我們要做的是送去最好的風，而不是潑上一桶油。”
他讓團隊將這份不帶任何評論的《行為圖譜》加密打印，裝進十二個一模一樣的牛皮紙信封裡，通過最穩妥的渠道，寄往全國十二個關鍵節點的信訪負責人手中。
這些人，都曾以“證據不足”或“程序合規”為由，駁回過與“張慧案”類似的申訴。
信封裡，除了圖譜，隻有一張小小的便簽，上麵是林景深用鋼筆親手寫下的一行字：“他們不說冤，隻說想見人。”
這十二封信，如十二枚精準投下的深水炸彈，在看似平靜的官僚體係水麵下，激起了無聲的巨浪。
三天後，一封來自西北某省的加密回信出現在林景深的郵箱裡。
沒有官樣文章，隻有一句幾乎是氣急敗壞的質問，和一個私人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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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到底是誰？圖上那個第七天抱著舊書包的女人……她是我表姐！告訴我，她現在還在那裡嗎？”
林景深關掉郵件，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他知道，堤壩的裂縫，已經從內部出現了。
大學校園裡，顧承宇的“變態心理學”課堂上，氣氛壓抑得像暴風雨前的海麵。
他剛剛宣布了期末考試的題目——“設計一場你不敢說出口的對話”。
學生們一片嘩然。這比寫一萬字的論文還要難。
一周後，他收到了一份匿名的方案。
方案很簡單，隻有一個執行步驟：利用教室的廣播係統，在無人的午後，循環播放一段自己寫給父親的道歉信。
顧承宇點開附帶的音頻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