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列寧格勒的霧來得比往年都早。
十月革命大街上，灰蒙蒙的晨霧裹著涅瓦河的水汽，將整座城市浸泡在一種油膩的、半透明的黏液裡。街燈在霧中暈出一圈又一圈病態的黃光，像腐爛的蛋黃。石板路濕漉漉地反射著行人佝僂的身影，他們裹緊大衣，低著頭，如同被無形的鞭子抽打著，匆匆趕往各自被分配的命運。
在瓦西裡島的第7區合作社商店門口，一條隊伍早已蜿蜒至街角。人們沉默地站著，像一排排被釘在地上的木樁。他們的眼神空洞，嘴唇發紫，手指在口袋裡無意識地搓著幾張皺巴巴的盧布——儘管他們都知道，錢在這裡毫無意義。真正起作用的是“配額卡”和“關係”。
隊伍最前頭，站著一位名叫伊萬·彼得羅維奇·紮伊采夫的中學物理教師。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軍大衣，肩頭還殘留著去年冬天沒掃乾淨的煤灰。他的手裡攥著一張紙條，上麵寫著：“酸黃瓜，半公斤，優先配額教師家屬）”。這是他妻子柳芭托人從教育局弄來的。柳芭的妹妹嫁給了食品供應委員會的一位文書，而那位文書恰好認識合作社的值班員。
伊萬已經站了三個小時。他的腳趾在破舊的靴子裡凍得發麻，但他不敢動。他知道，隻要一挪動，後麵的人就會像餓狼一樣撲上來搶走他的位置。更可怕的是，值班員瓦蓮京娜·謝爾蓋耶夫娜——一個有著鷹鉤鼻和鐵灰色頭發的中年婦女——正從櫃台後冷冷地盯著他。她的眼神像手術刀，能剖開人的靈魂，找出他是否“不夠格”。
終於，隊伍蠕動了一下。輪到伊萬了。
“配額卡。”瓦蓮京娜伸出手，聲音乾澀如砂紙。
伊萬遞上卡片。瓦蓮京娜眯眼看了許久，又翻了翻一本厚重的登記簿，仿佛在確認他是否真的存在。
“酸黃瓜？”她問。
“是的，半公斤，優先配額。”伊萬說，聲音輕微發顫。
瓦蓮京娜轉身，從身後一個巨大的木桶裡撈出幾根酸黃瓜。那桶裡泡著的液體渾濁發綠，表麵浮著一層可疑的油膜。她用一把生鏽的鐵夾子夾起黃瓜，扔在秤上。
“四百八十克。”她說。
“差二十克……”伊萬鼓起勇氣。
瓦蓮京娜抬起眼，直視著他：“你想說我不夠稱？”
伊萬立刻低下頭：“不……不是，我……”
“沒有‘不是’。”她冷冷地說，“這就是半公斤。下一個！”
伊萬接過裝著酸黃瓜的紙袋，手指觸到那濕冷的紙麵時，忽然覺得一陣惡心。他快步離開商店，仿佛背後有鬼在追。
但就在他轉過街角的瞬間，他停住了。
紙袋裡，空空如也。
他猛地打開袋子——裡麵什麼都沒有。沒有酸黃瓜，沒有汁水，甚至連一點濕痕都沒有。仿佛那四百八十克渾濁的、帶著黴味的酸黃瓜，從未存在過。
伊萬站在原地，寒意從脊椎一路竄上頭頂。他回頭望向商店，那扇漆成墨綠色的門緊閉著，門上掛著“售罄”的牌子。而透過臟汙的玻璃，他看見瓦蓮京娜正對著空氣，用鐵夾子夾著什麼，嘴一張一合，仿佛在稱量著虛無。
三天後，在普爾科沃機場的國際到達大廳，一架來自赫爾辛基的航班緩緩降落。
德米特裡·尼古拉耶維奇·科羅廖夫，蘇聯駐芬蘭大使館的三等秘書，拖著一隻磨損的皮箱走出艙門。他穿著一套不合身的西裝，領帶歪斜，臉色蒼白得像紙。他的眼睛布滿血絲，眼神渙散，仿佛剛從一場漫長的噩夢中醒來。
在赫爾辛基的兩周，他本應隻是例行參加一個文化代表團的交流活動。但那裡的每一樣東西，都像一把鈍刀，緩慢地切割著他的信仰。
尤其是超市。
他走進赫爾辛基市中心的一家普通超市時，幾乎窒息。貨架上擺滿了東西：成排的罐頭、奶酪、水果、香腸、紅酒……琳琅滿目，色彩鮮豔。人們推著購物車，隨意挑選，放進籃子，然後在收銀台付錢，離開。沒有配額卡，沒有隊伍，沒有“優先供應”。
最讓他震撼的，是一排酸黃瓜。它們被裝在透明的玻璃罐裡，浸泡在清澈的鹽水中，翠綠飽滿，像藝術品。價格標簽上寫著：7.90芬蘭馬克。
“這……這怎麼可能？”他喃喃自語。
芬蘭同事笑著解釋：“這是普通商品，每天都有。”
德米特裡站在那裡，突然感到一陣眩暈。他想起列寧格勒的合作社商店，想起那渾濁的木桶，想起瓦蓮京娜那雙冰冷的眼睛。他想起自己母親排了六個小時的隊，隻為買一公斤土豆，最後卻被告知“今日無貨”。
那一刻，他感到自己一生所信奉的一切，都在崩塌。
他開始偷偷觀察芬蘭人的生活。他們住在明亮的公寓裡，家裡有電視、洗衣機、電話。孩子們穿著乾淨的衣服去上學，學校不教仇恨，隻教數學、語言和音樂。
“你們不怕北約嗎？”他曾問一位芬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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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聳聳肩：“我們保持中立。我們更關心明天的麵包能不能按時烤出來。”
德米特裡回國時，行李箱裡多了一罐芬蘭產的酸黃瓜。他把它藏在內衣下麵，像藏一件聖物。
但當他走出機場，迎接他的不是家人，而是一輛黑色的伏爾加轎車。
“科羅廖夫同誌，”一名穿便衣的男人遞給他一張證件，“國家安全委員會，有些問題需要你回答。”
德米特裡被帶到了一處秘密審訊室。房間沒有窗戶，牆上掛著列寧的肖像，燈泡發出刺眼的白光。
“你在赫爾辛基，接觸了哪些人？”審訊官問。
“文化代表團……芬蘭外交部的官員……”
“有沒有接受敵對宣傳？”
“沒有。”
“你行李裡那罐酸黃瓜，是怎麼回事？”
德米特裡沉默。
“你知道私自攜帶外國食品入境是什麼罪名嗎？”
“我隻是……想嘗嘗……”
審訊官冷笑：“嘗嘗？你是不是覺得，他們的黃瓜比我們的乾淨？”
“我……”
“你是不是覺得，他們的社會比我們的優越？”
“我沒有這麼想！”
“那你為什麼藏起來？為什麼不光明正大地帶回來？”
德米特裡無法回答。他感到自己像一隻被剝光的動物，暴露在強光下。
最後，他被警告：“你的思想有問題。從今天起，你被調離外交崗位。回家反省。不要亂說話。”
他回到位於彼得格勒區的公寓時，已是深夜。妻子柳芭——伊萬·彼得羅維奇的妻子的妹妹——正坐在桌前等他。
“你臉色很差。”她說。
德米特裡沒有說話。他打開行李箱，取出那罐酸黃瓜，輕輕放在桌上。
柳芭看著那翠綠飽滿的黃瓜，突然哭了。
“伊萬排了三個小時的隊，買到的酸黃瓜，打開後是空的。”她說。
德米特裡愣住：“什麼？”
“他說，袋子是空的。酸黃瓜消失了。”
德米特裡盯著那罐芬蘭黃瓜，突然感到一陣荒誕的恐懼。他打開蓋子，取出一根，放進嘴裡。
清脆，鹹香，帶著真實的酸味。
他哭了。
“這個世界……壞了。”他喃喃道。
與此同時，在列寧格勒市中心的中央菜市場，一場新的騷動正在醞釀。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索科洛夫，一位退休的鐵路工人，正排在一條買香腸的長隊裡。他手裡攥著一張“肉製品優先供應卡”，是兒子在工廠裡用兩瓶伏特加換來的。
隊伍蠕動得極慢。前麵的人在爭吵，因為有人插隊。市場管理員揮舞著皮帶，吼叫著“秩序！秩序！”，但沒人聽他的。
終於輪到尼古拉。
“香腸，一公斤，優先卡。”他說。
售貨員——一個滿臉油光的胖子——瞥了一眼卡片，不情願地切下一段香腸，扔在秤上。
“九百五十克。”他說。
“差五十克……”尼古拉說。
胖子冷笑：“你要不要？不要後麵有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