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衛國想了想，覺得許長生說得有道理，點了點頭：“您這麼一說，確實是這樣。
那如果排除了這種可能，豈不是意味著張磊在被綁架的當晚就可能已經出了意外，被綁匪殺害了？”
“沒錯，當年的警方也有這樣的判斷。”許長生語氣沉重地說道，“從綁匪後來的行為來看，他們雖然一直在給張長庚發指令，索要贖金，卻始終不露麵，也不拿贖金，更沒有讓張長庚和張磊見麵或者通話，這很不符合正常綁架案的邏輯。
如果張磊當時還活著，綁匪為了讓張長庚相信孩子的安全，肯定會想辦法證明這一點，比如讓張磊說話，或者寄一張張磊的照片。
可他們什麼都沒做，這隻能說明，張磊很可能在被綁架後不久就已經遇害了，綁匪後來的一係列操作，隻是為了迷惑警方，掩蓋殺人的事實。”
“可什麼情況會造成張磊這麼快遇難呢？”孫怡皺著眉頭，滿臉疑惑，“這完全不符合一般綁架案的特點啊。
通常來說，綁匪的目標是贖金，在沒拿到錢之前，他們會儘量保證人質的安全，畢竟人質是他們索要贖金的籌碼。
而且，人質的家人隨時可能要求看到或聽到人質的聲音，確認人質安全後才會給錢。綁匪不可能不清楚這一點，為什麼還要這麼快殺害張磊呢？”
許長生也陷入了思索，這個問題確實是這起案子的關鍵疑點之一。
他一邊走，一邊在腦子裡梳理各種可能性：“會不會是張磊在被綁架後反抗得太激烈，惹怒了綁匪，綁匪氣急敗壞，才痛下殺手？
畢竟張磊當時已經七歲半了，有了自己的意誌，遇到危險肯定會掙紮、哭鬨。”
“可就算張磊反抗，綁匪也應該有控製他的方法啊。”馬衛國反駁道，“比如用繩子把他的手腳綁起來，或者在他嘴裡塞一團布，讓他不能動、不能喊，這樣既不會傷害他，又能控製住他，這是綁匪最常用的手段。”
“你說到點子上了。”許長生停下腳步，眼神變得銳利起來，“案卷裡明確記載，法醫在對張磊的屍體進行檢查時，沒有發現他身上有被捆綁過的痕跡，比如手腕、腳踝處的勒痕，而且在案發現場和附近區域，警方也沒有找到任何用來捆綁他的繩子、布條，或者用來塞他嘴巴的東西。
這就很奇怪了——如果綁匪是有預謀的綁架，怎麼會不準備這些控製人質的工具？”
孫怡和馬衛國都沉默了，這個疑點確實讓人費解。
如果綁匪沒有準備控製工具，要麼是他們太業餘，根本沒考慮到這些；要麼，就是這起案子從一開始就不是一起單純的綁架案。
“難道這個綁匪這麼業餘？”孫怡小聲嘀咕道，可話一出口，她自己就否定了這個想法，“不對，從綁匪後來留下的18張紙條，以及頻繁變換公用電話亭打電話的行為來看，他的反偵察意識很強，做事也很有條理，不像是個業餘的罪犯。”
許長生點了點頭，讚同孫怡的看法：“沒錯，綁匪的一係列操作，雖然看起來像是在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但每一步都經過了精心策劃，比如選擇的紙條投放地點、打電話的時間和頻率，都能看出他的謹慎和狡猾。
這樣的人，不可能想不到要準備控製人質的工具。”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凝重起來，說出了一個大膽的猜測：“所以，會不會從一開始，這就不是一起綁架案？
綁匪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贖金，而是為了殺害張磊，而後麵的綁架、索要贖金、投放紙條等一係列行為，都隻是為了把這起殺人案偽裝成綁架案，混淆警方的調查方向？”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凶手會不會跟張長庚或他的妻子吳曉娥有仇？他總不至於跟小張磊有仇吧？”孫怡問。
許長生點點頭：“有這個可能。但這種情況當時的專案組也進行了針對性的調查，把張長庚所在的研究所和吳曉娥所在的單位的同事都進行過逐一的問話和細致的分析，沒有發現有明顯疑點的嫌疑人。”
“那難不成這是一起臨時起意的犯罪行為？”馬衛國歎了口氣說道，“最怕這種罪犯，偶然地出現在犯罪現場，犯了罪就永遠地離開了那裡，沒有目擊證人，沒有監控，更沒有留下物證，你們說怎麼才能找到他？”
馬衛國的這種擔心正是當年的趙勇隊長和現在的許長生所擔心的情況，作為經驗豐富的刑警，他們不怕案件複雜，就怕案件無厘頭。
但幸運的是這個案件罪犯雖然沒有留下什麼犯罪時的證物，但他還是在隨後與張長庚的交互中留下了不少的證據——18張紙條，和張磊嘴裡的血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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