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向來自律的江予安依舊早早起來鍛煉。
我端著杯溫水，站在客廳與陽台的交界處，看著光線中央的江予安。
他正穿著那套熟悉的康複支具——金屬框架從腰部延伸到小腿，用綁帶固定，在晨光下泛著冷靜的銀灰色光澤。他雙手扶著助行器，低著頭專注地看著自己的腳，然後，深吸一口氣。
左腳向前挪動了一寸。
不是邁，是挪。靠著腰腹和手臂的擺動，將那具被支具固定的、沉重的下肢，笨拙地向前拖動。支具的關節發出輕微的“哢”聲。然後，右腳跟上。
一步。
又一步。
他沿著陽台那條特意留出的、沒有任何障礙的通道，緩慢而執著地“行走”著。陽光追著他的身影，照亮他額角滲出的細密汗珠，照亮他緊抿的嘴唇，照亮他因為極度專注而微微蹙起的眉心。
從陽台這頭到那頭，大約五米。他花了將近三分鐘。
然後，他停下，轉身，再“走”回來。
動作看起來那麼像樣——身體挺直，節奏穩定，助行器每次落地都發出沉穩的“篤篤”聲。如果不仔細看，真的會以為，他在走路。
但我知道不是。
我的目光落在他腿部支具的關節處。那裡每一次彎曲和伸直，都不是源於他自身肌肉的收縮，而是來自他上半身擺動的慣性，以及手臂通過助行器傳遞的推力。他的腿，更像是被精巧器械吊著的、無生命的重物，跟隨主體的移動而被動位移。
像一個極度逼真、卻終究少了靈魂的提線木偶。
他走完一個來回，停在陽台中央，胸膛微微起伏。汗水已經浸濕了他額前的碎發，順著鬢角滑下。他沒有立刻休息，而是撐著助行器，調整呼吸，目光垂落，看著自己那雙套在支具裡、紋絲不動的腳。
“累嗎？”我輕聲問，走過去把水杯遞給他。
他喝了一小口，搖搖頭。水杯還給我時，他的手指無意間碰到我的，指尖冰涼，帶著金屬支具沾染的微冷觸感。
“其實，”他忽然開口，聲音平靜得像在陳述一個與己無關的實驗數據，“根本不是靠腿自主發力的。”
他用空著的那隻手，指了指自己的手臂和肩膀：“更多是靠這裡。腰腹能提供一部分穩定，但驅動力量，全靠上肢。”
我靜靜聽著。
“康複了好長時間，也常去用外骨骼鍛煉，”他繼續說，語調沒有任何起伏，像在念一份枯燥的體檢報告，“我的身體素質更好了。手臂力量，核心耐力，心肺功能…都比之前更強了。但是下肢…”
他停頓了一下，目光再次落回自己的腿。
“實際上一點進步也沒有。”他說出這句話時，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連失望都沒有，隻剩下一種認命般的平靜，“神經信號到了腰骶那裡，就像撞上了一堵密不透風的牆。外骨骼的電刺激能引起肌肉收縮，但那隻是機器在‘播放’我的肌肉，不是我的大腦在‘指揮’它們。”
他抬起頭，看向我，眼神清澈得讓人心頭發緊。
“我‘走’得更穩了，也隻是用助行器和支具的輔助更習慣了。是技術熟練度提高了，不是我的身體恢複了。”
我張了張嘴，想說“慢慢來”，想說“會有奇跡”，但所有的話都堵在喉嚨裡。因為他此刻的眼神太清醒了，清醒到容不下任何善意的謊言或渺茫的安慰。
他撐在助行器上的手，因為用力，手背的青筋微微凸起。但他臉上的神情，卻是一種近乎殘酷的冷靜。那種曾經在洱海邊、在康複室裡、在無數個深夜訓練後閃著微弱火光的“希望”，此刻在他眼中寂滅了，隻剩下一片灰燼般的坦然。
他接受了。
接受那條醫學概率曲線早已預言、他卻一直拒絕相信的“平台期”——或者說，“終點線”。
在陽台上那片過於明亮的陽光裡，他撐著助行器，像個完成了最後儀式的信徒，抬頭看向我。汗水滑過他棱角分明的下頜，滴落在支具冰冷的金屬表麵。
“月月，”他說，聲音很輕，卻字字清晰，“接下來，我不打算再去醫院那邊做康複了。外骨骼的康複中心，去的頻率也要降低了。”
我的心輕輕一沉。
不等我問，他繼續解釋，語速平緩，像在陳述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再做多少訓練，也就到這兒了，不會更好了。醫院那些項目，對我現階段的意義已經不大了。外骨骼…可以保留，作為維持現有功能和預防並發症的工具，但不必再像以前那樣，指望它帶來‘突破’。”
他說完，垂下眼瞼。長長的睫毛在眼下投出淺淺的陰影，遮住了最後一絲可能泄露的情緒。陽光將他整個人包裹，卻暖不透他身上散發出的那種淡淡的、疲憊的釋然。
我沉默地走過去，將他身後的輪椅推近，調整好角度和刹車。然後，我走到他麵前，雙手扶住他的手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