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劉錦棠咬牙整頓軍心、準備對金積堡發動複仇攻勢之際，困守孤堡的馬化龍做出了一個極其冒險卻也堪稱高明的戰略決策。他深知清軍主帥新喪，軍心不穩，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他並未將所有希望寄托於堡內死守，而是秘密派出小股精銳，並聯絡陝西境內殘存的回軍勢力，策動他們向陝西境內發起大規模佯攻，企圖“圍魏救趙”，迫使左宗棠分兵回援，從而緩解金積堡的壓力。
這一招果然奏效。陝西多地烽煙再起，告急文書雪片般飛向平涼和北京。雖然這些反撲的回軍缺乏統一指揮和後勤，很快就被留守的清軍及地方團練擊退，但其造成的恐慌和混亂卻是實實在在的。
遠在數千裡外的北京紫禁城，永遠不缺少敏銳的政治嗅覺和落井下石的“機會”。
西北的敗績劉鬆山殉國）、陝西的再次動蕩，以及金積堡久攻不下的窘況，立刻成了某些人攻訐左宗棠的絕佳彈藥。
一位禦史奏報朝廷，言辭激烈：“臣啟奏皇上、兩宮皇太後！陝甘總督左宗棠，督師西北，曆時已近兩載，耗餉逾千萬兩，然觀其成效，先是喪師辱國，折損大將劉鬆山，致使軍心渙散；後又節製無方，致使陝境逆回複燃，烽煙再起！其人所稱‘五年平定’，如今看來，不過是虛耗國帑、老師糜餉之托詞！金積一彈丸小堡，頓兵堅城之下，曠日持久，傷亡無算，卻寸功未建！長此以往，我大清財力必將被其拖垮！臣懇請朝廷明察，或另選賢能替換，或大幅削減其餉需，迫其速戰，以免遺禍無窮！”
此言一出，立刻得到幾名同樣屬於“海防派”或與李鴻章關係密切的官員附和。他們紛紛指責左宗棠用兵“迂緩”、“浪費”，將西北戰事描繪成一個吞噬國庫的無底洞，暗示其能力不足，甚至居心叵測。
珠簾之後，慈禧太後的臉色陰沉不定。劉鬆山之死和陝西的動蕩確實讓她非常不滿，對左宗棠的信心也產生了動搖。國庫空虛，百廢待興，還要籌辦洋務、建設海防這是李鴻章一直強調的），西北的巨額開銷確實讓她感到肉痛。
就在金積堡前線血流成河、北京朝堂上暗箭齊發之際，另一位身處風暴中心的重量級人物——曾國藩，正經曆著他仕宦生涯中最灰暗和艱難的時期。
同治九年1870年），曾國藩奉調直隸總督不久，便遭遇了極其棘手的天津教案。因民眾懷疑法國天主教堂拐賣、虐待孩童，引發大規模衝突，民眾焚毀教堂，打死外國領事、教士、商人數十人。此事震驚中外，英法等國陳兵海上，戰爭一觸即發。
作為直隸總督，曾國藩被迫負責處理此案。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抉擇中，麵對朝廷尤其是慈禧太後）息事寧人的壓力和外國武力的威脅，他最終采取了“嚴拿凶手，彈壓士民，賠償撫恤”的妥協策略，處決了十多名中國民眾，並支付了大量賠款。這一處理方式，雖然暫時避免了與外國的戰爭，卻引發了朝野清流、士大夫乃至普通民眾的極大憤慨和口誅筆伐。一時間，“賣國賊”、“曾剃頭”的罵聲鋪天蓋地，其一生清譽幾乎毀於一旦。曾國藩本人也內心極度痛苦，自認“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身心遭到重創。
就在此案尚未完全平息、曾國藩本人聲望跌至穀底、且病體支離他長期患有嚴重的皮膚病、眼疾和眩暈症）之際，朝廷出於平衡和需要，不得不將其調回相對遠離外交漩渦的兩江總督原任。這實則是某種程度的貶謫和冷處理。
正是在這種自身難保、聲望掃地、且已離開權力中心直隸總督位近樞廷）的極其不利的處境下，曾國藩得知了京城朝堂上對左宗棠的攻訐。
此刻，他完全可以選擇明哲保身，沉默不語。畢竟，他與左宗棠素有嫌隙，政見不合，且左宗棠此前也曾對他多有批評。趁此機會坐視左宗棠陷入困境，似乎也無可厚非。
然而，曾國藩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
在江寧南京）兩江總督衙門裡，這位身心俱疲、飽受爭議的老人，在收到京中友人關於彈劾左宗棠的密信後，陷入了長久的沉默。幕僚趙烈文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建議：“滌帥，您如今自身處境艱難，清議洶洶，西北之事，是否暫且…避嫌？”
曾國藩緩緩搖頭，聲音疲憊卻異常堅定：“烈文，此言差矣。我與左季高，乃君子之爭，非小人之怨。西北戰事，關乎社稷安危，非一人之得失榮辱。此刻若因私怨而袖手，坐視大局崩壞，我曾國藩成何人了？豈不真成了隻知黨同伐異、不顧國家安危的小人？”
他強撐病體，再次坐到書桌前。那支因右臂麻木而難以掌握的筆，此刻顯得格外沉重。他不僅要以戴罪之身、貶謫之員的身份上書朝廷，為他的政敵辯護，還要動用自己殘存的影響力，給京中的故舊寫信。
在給朝廷的奏折中，他幾乎是以一種“乞求”的姿態，完全拋開個人得失，純以國事為重地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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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與左宗棠論事每有不合，然深知其公忠體國，堅韌耐苦，必能了此殘局……金積堡為逆回老巢，非猛攻所能驟下。今頓兵堅城，正乃掃穴犁庭必經之苦功，絕非浪戰糜餉可比。倘此時搖惑眾議，遽易生手，不特陝甘之憂，實天下之憂也…伏乞聖堅持定見，勿為浮言所動…”他甚至再次強調，兩江即使困難，也會“竭力籌措”餉需，支援西北。
在私人信件中，他更是放下所有麵子，幾乎是懇求老友們：“…季高此刻處境，如履薄冰…萬不可於此時削減糧餉，更不可輕言換帥！一旦有變，非數年之功不能挽回，恐陝甘非複國家所有！……望兄台於樞廷竭力斡旋，必保西北大局無恙！”
這一切，都是在明知左宗棠絕不會領情、甚至可能嗤之以鼻的情況下做的。他圖什麼？或許真如他所說，隻是“顧全大局”四個字。這是一個傳統士大夫在個人榮辱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所能做出的最艱難也最可貴的抉擇。
慈禧太後在收到曾國藩的奏折和聽到軍機大臣的分析後，權衡再三。她或許不滿左宗棠的進展，但也深知曾國藩在此刻自身難保時仍全力為左宗棠擔保的分量。最終，她壓下了彈劾的奏章，並未削減餉需，也未撤換左宗棠。
這場風波平息了。消息傳回平涼，左宗棠作何感想，史無明載。以他高傲的性格，大概不會對曾國藩心存感激，甚至可能認為這是理所應當。但他至少可以暫時擺脫朝堂的乾擾，繼續專注於金積堡的戰事。
而遠在江寧的曾國藩，在發出那些信件後，或許隻能獨自麵對病痛和世人的指責，默默地繼續為前線籌措那看似永無止境的糧餉。這一刻，兩位晚清巨擘的關係，超越了簡單的個人恩怨，在西北危機的陰影下，呈現出一種複雜而悲涼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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