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是嘛。”王思佳的眼睛紅了，“那時候是集體合作社，飯店裡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每斤麵粉做多少個包子、多少根油條、多少顆糖麻丸，都有定數，少一個都要被經理說
。你外婆也是飯店的職工，負責煮麵，每天煮著香噴噴的肉絲麵、炸醬麵，聞著香味直流口水，卻一口都不敢嘗——經理整天在各個崗位上轉，誰要是私拿一點，就是‘占公家便宜’，要受處分的。”
她擦了擦眼角：“每天忙到下午三點多，家裡人才會送點稀粥來，你外公餓得站不起來的時候，就從口袋裡掏出個小酒瓶子，抿一口白酒頂餓；口水實在忍不住的時候，又喝一口，說‘酒能壓餓’。年複一年，他的胃就這麼被折騰壞了——餓一頓飽一頓，還總是空著肚子喝白酒，那酒精對胃的傷害、刺激不知道多大，後來檢查出胃癌，我才知道，那些年他是怎麼熬過來的。”
“那外公是怎麼查出胃癌的？”星辰追問，聲音裡帶著心疼。
“57歲那年，你外公突然說頭痛、胃痛，心裡像堵了塊石頭。”王思佳的聲音低了下去，“一開始以為是累著了，歇兩天就好，可後來疼得越來越厲害，躺在床上直打滾，臉色白得像紙。我趕緊找人把他抬到縣醫院，做了檢查，醫生說是胃癌晚期，已經轉移了。那時候縣醫院哪會做癌症手術啊，連治癌症的藥都沒有，醫生隻開了點止痛藥，讓我們帶他回家‘好好養著’。”
她吸了吸鼻子，繼續說：“家裡七個孩子等著吃飯，你外婆每月就二十多塊錢工資，除了買止痛藥，連像樣的飯菜都買不起。你外公每天就喝稀粥，疼得厲害就吃片止痛藥，瘦得隻剩一把骨頭，卻還總說‘彆給孩子們添麻煩’。三年後，在一個冬天的早上，他就那麼走了，走的時候才60歲，手裡還攥著當年飯店發的搪瓷碗，碗上印著‘為人民服務’……”
說到這裡，王思佳再也忍不住，眼淚掉了下來：“你外公走後十年，你外婆又查出了肝癌。那時候她總說身上痛，全身沒一塊地方不痛，疼得眼淚直流，卻還強撐著照顧孩子。後來大兒子結婚了，帶她去醫院檢查，才知道是肝癌晚期，沒法手術。她疼得沒法忍受的時候，就看著我們七個兄弟姐妹，說‘媽對不起你們，不能再陪你們了’……檢查出肝癌後不到四個月，她就走了，走的時候還惦記著家裡發黴的玉米，說‘彆扔，曬一曬還能吃’。”
星辰握住王思佳冰涼的手，心裡像被什麼東西揪著疼。她想起舅媽蘭蘭吃黴花生的習慣，想起楊爺爺舍不得扔剩菜的固執，原來這些“節儉”的習慣，早就藏在家族的記憶裡——不是他們不懂健康，是當年的貧窮和“公家意識”，讓他們不得不把“不浪費”刻進骨子裡，卻沒想到，這些“舍不得”，最後變成了奪走生命的隱患。
“媽，都過去了。”星辰輕輕拍著王思佳的背，聲音軟下來，“現在我們知道了，發黴的東西不能吃，剩菜要及時扔，也不用再靠白酒頂餓。以後咱們好好吃飯，好好照顧自己，再也不讓外公外婆的悲劇重演，好不好？”
王思佳點點頭，緊緊握住星辰的手，眼淚落在兩人交握的手上。廚房的燈光暖黃，映著母女倆的身影，茶幾上的防癌手冊攤開著，上麵“飲食防癌”的字樣格外醒目——星辰知道，她要做的，不隻是收集案例，更是要把這些藏在歲月裡的遺憾講出來，讓更多人知道，健康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要從每一頓飯、每一個習慣裡，好好守護。
王思佳指尖摩挲著冰箱門上泛黃的舊照片，照片裡外公穿著漿洗得發白的工裝，手裡捧著剛蒸好的饅頭，笑容裡滿是麵粉的白霜。她的聲音帶著回憶的溫度，慢慢向星辰道來：“你外公年輕時是江遠市供銷飯店的白案師傅，那手藝在整條街都是響當當的。他和麵有訣竅，要先用溫水把酵母醒透，揉麵時得順著一個方向，胳膊肘都要用上勁，揉到麵團能拉出薄膜才算成。”“每天淩晨三點，他就揣著飯盒去飯店，煤爐的火光映著他的影子，揉麵的‘砰砰’聲能傳到街對麵。蒸饅頭時，他會在蒸籠邊守著，隔幾分鐘就掀一次蓋，根據蒸汽的大小調整火候。蒸好的饅頭又大又白，掰開能看見細密的氣孔，咬一口帶著麥香，街坊鄰居都趕早來買，去晚了就隻能空手而歸。”“最絕的是他炸的糖麻丸。麵團要反複揉搓拍打，直到軟得能捏出花紋，香油燒到七成熱時下鍋，他手裡的長筷子不停翻動，糖麻丸在油裡滾得均勻，金黃透亮時撈出來，趁熱裹上紅糖和白芝麻，甜香能飄出半條街。還有油條，他炸的油條外皮酥脆，裡麵蓬鬆，咬一口‘哢嚓’響，連隔壁學校的老師都特意繞路來買。”
“那時候飯店管得嚴，每斤麵粉做多少個包子、油條都有定數，他餓著肚子忙活一天，連掉在案板上的麵渣都要收起來。餓極了就抿一口散裝白酒頂餓，久而久之，胃就落下了病根。後來他總說胃疼，以為是老毛病，直到疼得直打滾，去醫院檢查才知道是胃癌晚期。他躺在病床上還念叨：‘可惜了我的手藝，再也不能給你們蒸饅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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