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的臘月，黑龍江畔的一個小村子迎來了一年中最冷的時節。村裡的老薩滿烏雲其其格在炕上輾轉反側，三天前就開始做同一個夢：冰封的江麵上裂開一隻巨眼，瞳孔裡凍著無數張扭曲的人臉。
“要出大事了，”她對我爺爺說，老哥“江底的怨氣要冒出來了。”
我爺爺當時是村裡的支書，讀過幾年書，不信這些。他裹緊棉襖，踩著齊膝的雪去江邊巡查，回來時卻臉色發青，悄悄對我說：“江心確實有道新裂的冰縫，形狀邪門得很。”
那年我十八，剛考上哈爾濱的大學，是村裡為數不多將走出去的後生。爺爺本盼著我開春就去上學，誰知臘月二十三小年那天，王屠戶家的二小子打漁回來，經過江心冰縫，說是看見底下有什麼東西閃光，湊近一瞧，就再沒回來。
等人找到時，他已成了一具冰雕，立在冰縫邊上，眼睛還圓睜著，麵上凝著極致的恐懼。奇怪的是，他身上沒半點冰雪，卻從內到外凍透了，敲上去錚錚作響。
更邪門的是，冰縫一日日擴大，漸漸顯出一個清晰的輪廓——那真真是一隻巨大的眼睛，瞳孔深處隱約有暗紅色的紋路蔓延。
“不能再看那眼睛了！”老薩滿挨家挨戶地警告，“那是‘冰淵綻瞳’，怨氣所化，看一眼，魂就被吸走了。”
村裡接連又凍死了兩個好奇去看的年輕人。鄉裡派了工作組下來，說是特殊氣候現象，拉了警戒線，但沒人敢靠近看守——守夜的警察第二天早上也被凍成了冰雕，手裡還攥著沒來得及開槍的五四式手槍。
恐慌像瘟疫一樣蔓延。
我爺爺被迫組織人手調查。他在村委會的舊檔案室裡翻找了三日，終於在一本泛黃的書中找到了線索。書中記載，1938年冬，日寇曾在老金溝上遊設立“耐寒實驗場”，將數百名抗聯戰士和抓來的勞工浸入冰水，測試人體極限。死者無數，血淚浸透了江岸。
書上用朱筆批注：“怨凝為瞳，瞳現則寒極，唯以烈酒千壇填之，酒氣蒸騰可化怨解凍。”
爺爺盯著那行字，手指顫抖。批注的筆跡他認得——是他父親，我的曾祖父留下的。
曾祖父是當年那場災難的親曆者，從未對家人提起。爺爺這才想起，曾祖父臨終前塞給他一張發黃的地圖，嘟囔著“酒……藏酒……”，便咽了氣。爺爺一直當那是老人家的糊塗話。
我們翻箱倒櫃，終於從梁上的木匣裡找出那張地圖。上麵標著老金溝後山一處隱秘地點，旁注：“昭和十三年封藏”。
爺爺組織了一支敢死隊，共十人，包括我和烏雲其其格。我們瞞著鄉裡，深夜出發。後山的雪更深，風刮在臉上像刀割。老薩滿搖著薩滿鼓，吟唱著古老的祈福調，聲音在風雪中斷斷續續。
地圖標注的地點是一處被積雪掩埋的半塌礦洞。洞口有日文標識，雖鏽蝕不堪，仍能辨認出“軍事禁區”的字樣。洞內陰冷刺骨，比外麵還冷上十分。我們打著火把深入，在洞底發現了數十個巨大的橡木桶，上麵印著“酒精”和日文標識。
還有更駭人的——木桶圍成的圈子中央，竟坐著幾具被凍住的屍骸，身上穿著破爛的勞工服，保持著蜷縮的姿勢。
“這是我父親藏的，”爺爺哽咽道，“他們當年偷偷藏下這些酒精，本想用來對付鬼子，可惜沒等到機會……”
老薩滿觸摸著那些冰封的屍骸，閉目片刻，淚結成冰：“他們的魂還在，怨氣化成了那隻瞳。我們必須送他們回家。”
如何將千壇烈酒填入不斷噴湧寒氣的冰瞳，成了難題。第一個嘗試用繩索吊著酒壇往下放的村民，連人帶繩被瞬間凍僵。我們用儘了辦法，甚至嘗試用雪橇遠距離傾倒，但酒液還沒接近冰瞳就凍成了冰柱。
時間不等人，冰瞳仍在擴大，寒意已蔓延到村裡，井口凍住了，煙囪冒出的煙沒多高就結成冰霜落下。
老薩滿把我爺爺拉到一邊，低聲說：“老夥計，尋常法子不行了。這瞳認得仇恨，得用血親的血暖了酒，再由血親送入瞳心。老哥當年留下了因，得由他的子孫來了果。但去的人，恐怕……”
爺爺猛地看向我，眼神複雜。我是家唯一的根苗了。
“我去。”我沒等爺爺開口。我知道，這是我必須承擔的宿命。那些凍死的人，從某種意義上，都是替我曾祖父還債。
“不行！”爺爺低吼，“咱家就你一個大學生！”
“正因為我是大學生，我才更該去。”我看著爺爺的眼睛，“書上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謂勇。知其可為而不為，是謂恥。我不能讓曾祖父和那些勞工白死，不能讓村子再死人了。”
老薩滿為我們舉行了簡單的儀式。她用銀刀劃破我的掌心，讓血滴入一碗烈酒中，血絲在酒中蜿蜒，如同冰瞳裡的紋路。爺爺顫抖著也劃破手掌，將血滴入。
“父子精血，引路歸鄉。”她喃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