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年冬天因肺癌去世，臨終前他緊握著我的手，目光越過醫院白色的牆壁，仿佛看到了很遠的地方。
“去黑河看看吧，去那個我們曾經住過的知青點看看。”
他給了我一個模糊的位置和一張泛黃的照片，照片上七個年輕人並肩站著，身後是低矮的土坯房，每個人臉上都掛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混合著希望與迷茫的笑容。
“我們當中，有一個人永遠留在了那裡。”父親說完這句話，就閉上了眼睛，再沒開口。
我坐了二十多個小時的硬座火車到哈爾濱，又轉乘一輛吱吱作響的長途汽車，最後搭上老鄉的拖拉機，才抵達父親所說的那片土地。三十年過去了，這裡早已物是人非。當年的知青點已經被廢棄，周圍幾乎沒有人煙，隻有風吹過白樺林發出的沙沙聲，像是大地在低聲訴說往事。
“你說那知青點啊，早沒人去啦。”載我來的老鄉搖搖頭，“偶爾會有你們這樣的城裡人來尋根，看一眼就走了。那地方...不太平。”
我問他怎麼不太平，他卻不肯多說，隻是用警惕的眼神打量著我。
知青點比我想象的還要破敗。幾排土坯房大多已經坍塌，隻有最邊上的一間還算完整。木製窗框早已腐爛，窗戶上糊的報紙泛黃發脆，上麵依稀可見“1975年”的字樣和斑駁的毛主席語錄。
推開吱呀作響的木門，一股黴味撲麵而來。屋內陰暗潮濕，炕上積了厚厚一層灰塵，牆角掛滿了蜘蛛網。我放下背包，開始仔細打量這個父親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地上散落著一些雜物，一個破舊的搪瓷缸子，上麵印著“為人民服務”的紅字；幾本被水浸過的《毛選》；還有一把已經鏽蝕的口琴。
就在我準備離開時，目光落在了炕沿下的一個縫隙裡。那裡似乎藏著什麼東西。我蹲下身，小心地掏出一個用油布包裹的物件。打開一看，是一本殘缺不全的日記本，封麵上沒有任何文字，隻有一片模糊的暗紅色汙漬。
我找了個相對乾淨的地方坐下，翻開了日記本。
“1976年3月12日
今天又下雪了，這是開春後的第三場雪。大家都說這裡的冬天漫長，可我沒想到春天也這麼冷。我們來的第三個年頭了，我還是不習慣。”
日記的主人叫王衛東——每頁頁眉都工整地寫著這個名字。字跡清秀，與那個粗糙的年代格格不入。前幾十頁記錄的都是知青點的日常生活：開荒、種地、學習、批判會。字裡行間透露著一個城市青年對農村生活的不適應，但也有些許溫暖的片段——大家一起圍著火爐取暖，偷偷跑到河裡捕魚，夜裡輪流讀家書。
“1976年5月7日
今天和張誌強發生了爭執。他在學習會上說了些不該說的話，關於‘四人幫’的。我提醒過他多少次，隔牆有耳，他就是不聽。我們是好朋友，從小學就是，一起報名來的這裡。我真替他擔心。”
隨著一頁頁翻過，日記的語調變得越來越陰鬱。
“1976年7月3日
上麵派來了工作組，要抓‘反革命言論’。他們找我談話，問我知不知道誰在散布反動言論。我沒有說，我什麼都沒有說。可是李愛國說了，他指證了誌強。為什麼？就因為上次評先進，誌強贏了他嗎？”
“1976年7月15日
鬥爭會開了整整一天。他們讓誌強跪在碎玻璃上，要他承認自己是反革命。誌強不肯，他一直看著我，那眼神...他在求我替他說句話，可是我不敢。我真的不敢。我會被打成同謀的，我一輩子就完了。”
日記在這裡中斷了幾頁，有明顯的撕毀痕跡。再接下來的筆跡變得潦草而慌亂：
“1976年7月18日
誌強跑了。他們說他逃進了黑鬆林，那是片原始森林，進去了就出不來。全點的人都去找了。是我的錯，全都是我的錯。如果那天我站出來為他說句話，也許...”
最後一頁的日期是1976年7月20日，隻有短短幾行字，墨跡暈開，像是被淚水打濕過：
“他們找到了誌強的屍體，在黑河下遊。脖子上掛著‘反革命分子張誌強’的牌子。是我害死了他，我本來可以救他的。工作組答應過我，隻要我作證，他們就不會為難他，他們騙了我...王衛東，你是個懦夫，你永遠不能原諒自己。”
日記到這裡就結束了。我合上本子，心中五味雜陳。父親從未提起過這段往事，他照片上的七個年輕人中，有兩個永遠留在了這片土地上——一個死在河裡，一個死在愧疚中。
夜幕降臨，我決定就在這破屋裡過夜，體驗一下父親當年生活的地方。我清理了炕上的灰塵，生起帶來的一小堆柴火，卻依然驅散不了那刺骨的寒意。
窗外，風穿過白樺林，發出嗚咽般的聲音。我裹緊衣服，躺在冰冷的炕上，迷迷糊糊地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