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暗下來時，會議還沒結束。
我坐在指揮區調度台前，終端屏幕亮著，憲法草案的框架已經搭好，但爭論還在繼續。老周站在人群中間，聲音比之前低了些，但語氣一點沒軟。他說安全必須放在第一位，沒有秩序，什麼都守不住。
“緊急狀態下，決策權得集中。”他看著我，“林川是發起人，也是能力最強的人。這時候不能講民主。”
幾個代表立刻反對。農業組那個前教師站起來，說這種條款等於把權力交出去，萬一將來有人濫用怎麼辦。運輸隊的老李也開口，問如果林川哪天出了問題，誰來製約。
沒人提“守夜人”三個字，但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會議室裡很安靜，隻有終端散熱扇的聲音。我的手指在鍵盤上停了幾秒，太陽穴還在跳。昨晚的透支還沒完全恢複，精神力像被抽乾了一半，稍微用力就會發悶。但我不能現在休息。
我說：“我可以公開所有能力使用記錄。”
所有人都看向我。
“從今天開始，每次動用零域，時間、位置、消耗量，全部上傳到公共係統。監督小組隨時可以調取。”我頓了頓，“不隻是我，所有覺醒能力的人，都得登記備案。行動範圍、使用頻率，都要寫進章程。”
老周皺眉，“你確定？這等於把自己也關進籠子。”
“不然呢？”我說，“我們重建的不是庇護所，是社區。規則要對所有人有效，包括我。”
會議室安靜了幾秒。維修班那個年輕代表低聲說了句“行”，然後抬頭，“那我也同意登記。”
其他人陸續點頭。前市政職員拿出本子，開始整理剛才的共識。她說要把“能力使用者責任”單獨列一章，明確權限邊界和問責機製。
我打開零域終端，把三項基本原則投到牆上：生存權保障、能力使用透明化、重大決策集體審議。這是昨夜在醫療帳篷裡想到的。當時兩個孩子生命體征失控，我幾乎撐不住。那種極限狀態讓我明白，一個人扛不住所有事，也不能讓任何人獨自承擔代價。
“自由要有邊界。”我說，“就像零域有消耗上限。超了，人會崩潰。社會也一樣。”
農業組代表提出資源分配的問題。他們種出來的糧食，要不要按勞動量分配？醫療組堅持優先供給病患和兒童。雙方爭了很久，誰也不讓。
我調出數據模型，展示未來三個月不同分配方式下的存續率曲線。基礎配額製能維持穩定，但建設進度會拖慢；純貢獻製效率高，但弱勢群體風險上升。
“不如雙軌。”我說，“每人有基礎配額，保障最低生存。額外部分按積分兌換。勞動、值守、技術支援都能換分。”
“怎麼算公平？”有人問。
“由各單元自己定標準。”我說，“農業組定種植積分，運輸隊定運力積分，醫療組定服務積分。每月公示一次，大家監督。”
討論一直持續到傍晚。最終，草案附錄裡加上了“基礎配額+貢獻積分”的建議方案，等下次會議細化。
老周最後發言。他沒再提緊急接管的事，隻說安全體係必須獨立運行，不能受臨時決議乾擾。我同意了，但也加了一條：任何封鎖或警戒措施，持續超過十二小時，必須經議會複核。
“你可以質疑我。”我對他說，“隻要程序在。”
他看了我一會兒，點了下頭。
會議結束時，大多數人已經離開。前教師留下一份手寫意見，說希望增加教育相關的條款。我說會納入下一稿。
調度台前隻剩我和老周。他坐在我旁邊，喝了口保溫杯裡的茶。
“你覺得能成嗎？”他問。
“不知道。”我說，“但總得試試。我們不能再靠一個人撐著活下去。”
他沒說話，隻是把杯子放下，起身走了。
我留在原地，開始校對電子稿。屏幕上的文字一行行過，每一條都在反複確認措辭是否準確。不能模糊，不能歧義。這些字將來可能決定誰生誰死。
窗外，社區的燈陸續亮起。東區三號單元的方向，那塊複合板還在閃。信號強度很低，已經被屏蔽場壓製，但它確實沒停。我記下了坐標編號，準備明天讓人去拆。
手指有點抖。精神力還是不夠。我靠在椅背上，閉眼幾秒，又睜開。還不能停。
最後一份反饋數據還沒上傳。醫療組那邊應該快了。
終端突然震動了一下。屏幕右下角彈出提示：【監測數據包已接收，來源：三號醫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