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還沒亮透，冉樓村就浸在一片悶沉沉的靜裡。不是雞不叫，也不是狗不吠，是那種壓在人心口的窸窣聲，像地裡的蛐蛐兒停了鳴，隻剩下莊稼棵子蹭著衣裳的輕響，密密麻麻裹滿了整個村子。王磊睜開眼，透過老屋木格窗的細縫往外瞅，蒙蒙天光裡，路上有影子晃來晃去，慢得像怕踩碎了啥。
今兒是九爺出殯的日子。
他一骨碌爬起來，穿上那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這是他特意從縣城捎回來的，九爺活著時總說，莊稼人穿這褂子，透氣得勁，乾活利索。推開門，秋晨的涼氣撲過來，帶著院外老槐樹葉子將落未落的澀味兒，鑽得人鼻子發酸。
院子裡，爹正蹲在壓水井旁洗漱，嘩啦嘩啦的水聲，在這靜悄悄的早晨格外清亮。
“起來了？”爹用粗布毛巾擦著臉，毛巾上的補丁蹭得臉頰沙沙響，“去幫你娘擺碗，瓷碗都擦乾淨嘍。”
王磊應了聲“中”，走到廚屋門口。娘正從碗櫃裡往外掏碗，白瓷的，碗沿帶著兩道青藍色的細紋——那是當年九爺評上省勞模，縣裡獎給先進生產隊的，每家都分了一個，平日裡舍不得用，隻逢年過節才拿出來。
“娘，我來吧。”
“不用，你擺不正。”娘的聲音啞啞的，眼泡腫得老高，“去村口看看，你克文叔那邊有啥要搭把手的，彆愣著。”
王磊走出院子，這才看清村裡的模樣。
從東頭到西頭，從南巷到北街，家家戶戶的門檻前，都端端正正擺著一碗清水。瓷碗有新有舊，有的豁了口，有的掉了釉，可都擦得鋥亮，連碗底的泥印子都沒留。水是剛從壓水井打上來的，清淩淩的，映著越來越亮的天光，像盛了半碗星星。這是村裡有史以來第一次用這種方式來送彆德高望重的九爺，老輩人唏噓著，連最年輕的媳婦也紅了眼眶。
幾個老人坐在自家門墩上，一言不發瞅著那些水碗。他們的背駝得像曬蔫的秫秸，臉上的褶子能夾住麥粒，頭發白得像霜打後的茅草。王磊都認得——栓柱爺，當年是九爺帶大的放羊娃；老憨爺，饑荒年吃過楊家半袋高粱；還有李奶奶，村裡頭一個孤寡老人，九爺七歲那年送的第一袋糧，就送到了她家。
“磊子來了？”栓柱爺抬起頭，聲音沙啞得厲害。
“嗯，爺，您咋起這麼早？”
“睡不著。”栓柱爺擺擺手，手裡的煙袋鍋子磕著門墩，““日頭都還沒爬利索，心先涼半截。九爺這一走，咱冉樓就像少了頂梁柱似的。”
正說著，村口傳來汽車的引擎聲，“突突突”地顛簸著開進土路，在九爺家院門外停下。車門一開，下來幾個人，為首的是縣委領導助理劉助理，後麵跟著鄉裡的大小領導。
克文叔他們兄弟幾個從院裡迎出來，身上都身著孝衣，背有些駝——那是當了一輩子會計，伏案落下的毛病。
“劉助理，辛苦您啦。”克文叔幾個跪下給來人磕了個頭，孝子見人磕頭是俺們這兒的風俗。
“老楊，節哀。”劉助理忙把他們扶起來，“縣領導在外地開會趕不回來，特意囑咐俺，追悼會得辦隆重點。九爺是咱民權的驕傲，《民權縣誌》都記著哩，這功績得讓後人永遠知道。”
“啥功績不功績的。”克文叔聲音低沉沉的，“俺爹就是個刨地種樹的，不用興師動眾。”
要開追悼會？去世開追悼會的都是城裡的領導，俺這莊戶地界兒從來沒有給農民開過追悼會，九爺開了農村沒開過追悼會的先河。村裡人交頭接耳，連拴著的老牛都停了嚼草，豎起耳朵聽著。
王磊站在人群外頭，手不自覺地揣進褲兜，摸到了那個粗布縫的舊糧袋。袋子磨得薄如蟬翼，卻洗得乾乾淨淨，疊得方方正正——這是爺爺臨終前交給他的。
“磊子……”爺爺那時候已經說不出整話，枯瘦的手死死攥著袋子，“等九爺……百年之後，把這個……還回去。就說……王家……沒忘……”
爺爺沒說完就咽了氣，可王磊懂。
民國三十一年冬，旱得地裡裂的縫能塞進去拳頭，蝗災過後，連草根都被啃光了。王家斷了糧，太奶奶躺在床上等死。爺爺那時候還是個半大孩子，被太爺爺領著去楊家借糧。九爺的爹——老楊大總，從裡屋提出半袋高粱，不多，也就十來斤，卻壓得爺爺直咧嘴。
“先吃著，熬過這冬，開春就有盼頭了。”老楊大總說。
就這半袋高粱，讓王家五口人活過了開春。後來年景好了，爺爺去還糧，老楊大總死活不收：“糧食吃了就吃了，人情記著就行。”
爺爺記了一輩子。那個裝過高粱的布袋，他每年六月六曬箱底時都要拿出來晾晾，摩挲著粗布紋理，嘴裡念叨：“這是王家的根，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