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便是要說，《論語·子路》的這段問答中，孔子他老人家對於‘士’這個官吏階層的親自定義，就是在兩點，一是要行己有恥，即要以道德上的羞恥心來規範自己的行為；二是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國君所交給的任務。
前者是對士的道德品質方麵的要求，後者則是對士的實際辦事才能方麵的要求，而這兩方麵的統一，則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
咳咳，要是真的按照孔子他老人家的概念來劃分，那其實現在的程朱理學所謂的士大夫，在後一點上也是很多士大夫都做不到的。
便如薑星火前世時清代學者顏元在《存學編》裡對宋明理學家，那句紮心到極點的批判一般。
——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道德水準到位就已經是優秀士大夫了，辦事能力什麼的就彆強求了。
所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怕是不太行。
張宇初聞言也是一愣，旋即失笑道：“從《儒效》上那套搬出來的，倒也貼切。”
這句話要是換了旁的普通老百姓坐在他對麵，恐怕壓根就不知道張宇初在說什麼。
說實在的話，在華夏古代的辯經過程中，最讓人頭大的便是文人們非常喜歡引用層出不窮的典故。
為什麼要引用這些典故？
原因無他，就跟薑星火前世互聯網大廠的黑話一樣，什麼顆粒度、什麼用戶心智、什麼私域流量.說白了，就是一把能夠有效區彆門內外之人的鑰匙。
隻有擁有了這把鑰匙，才能進入到這扇有效談話的大門裡，才能被認為是同一水平或能夠談話的人。
而不管是此時此刻還是彼時彼刻，很多人為了能夠彰顯自己，就喜歡掉書袋說黑話，讓其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不明覺厲一把。
但無論如何，這也確實是這個年代辯經避免不了的問題。
張宇初所說的《儒效》，便是荀子曾經寫了一篇題為《儒效》的文章，其中對於儒者的形象和社會作用是這樣來描寫的——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
“美俗”就要不斷修身，提高道德品質，以身作則；“美政”則要“善調一天下”，為國家製訂各種禮儀規範、政法製度等，以安定社會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這些先秦儒學的道德準則，也是後世的經學、玄學、理學所繼承下來最多的東西，至於其他的，基本都被改的麵目全非了。
道衍點了點頭道：“所以，如果想要通過辯經來找到替日心說和萬有引力來解釋皇權的東西，恐怕還是要從先秦的儒學下手畢竟，後來的儒學，自從經學開始，就已經跟理學走了一條路子了。”
張宇初亦是同意了道衍的觀點，他複又說道：“儒學在先秦雖為顯學，但僅作為諸子百家的一派而存在，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方才取得獨尊地位而這時的儒學，早已不是先秦儒學，而是經學。”
所謂經學，便是西漢公羊學大師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用陰陽五行學說改造傳統儒學，建立了以天人感應為主要特點的學術體係，經學的產生，對儒學的推廣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縱觀兩漢四百年，經學都是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思維體係。
而東漢中晚期更是如此，選拔官員都是要看經學水平的，故此在當時也多了很多諸如盧植、鄭玄等以經學名滿天下的大儒。
“玄學呢，有可取之處嗎？”
“.狗屎不如。”
“理學自然更不可能，我們總不太可能從理學裡找到打敗理學的東西。”
張宇初也是這般想的。
程朱理學，說白了以一種精致的思辨的哲學體係，把封建社會的社會製度和倫理道德論證為永恒的天經地義、世界的根源、宇宙的本體，來替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作辯護。
所以說，程朱理學跟日心說與萬有引力，不說是水火不容吧，也可以說是勢不兩立。
“老衲倒是有一個想法，或許可以破解薑聖麵臨的困局。”
道衍忽然開口說道。
“大師請講。”張宇初亦是從沉思狀態裡中斷。
道衍轉動起了手中的念珠，緩緩開口道。
“荀子曾言：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製割大理而宇宙裡矣。”
張宇初眼眸一亮。
他明白了道衍的意思。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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