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好江山，隻能躺著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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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二年的春天，火藥味是越來越濃。
隨著關於“吏風、世風、學風”這三風討論的矛盾公開化，各路文壇豪傑、士林領袖，紛紛按捺不住。
有資格上《明報》的，那就公開論戰，沒資格上的，也非得在雅集、詩會上口誅筆伐一番。
跟沒文化的兒子不一樣，最近胡季犛胡老先生在南京的士林中混的很高端。
胡季犛作為安南國內獨領風騷數十載的漢學宗師，大抵是跟高麗宰相鄭夢周一個水平的大儒，或許放到三十年前劉基、宋濂領銜的洪武時代，或許還不算出挑，但在如今這個儒學不斷發展，但大儒凋零的永樂時代，就相當有水平了。
而且胡老先生就算稱不上“安南曹操”，那也得高低是個“安南司馬懿”，一手隱忍還是會的，跟人交談從不鋒芒畢露，更不會談論到能引起殺身之禍的敏感話題。
突出的就是大丈夫能憋能屈！
因此，有關於吏風、學風的討論，胡季犛是一個都沒參加，今天曹端拉他參加金華學派掌門人汪與立的茶會，得知是隻論世風，胡季犛才欣然赴約。
此前說過，金華學派乃是當今最重要的儒家學派分支之一，與葉適的永嘉學派同為浙東學派一脈，曾作為調停者主辦過理學和心學之間的“鵝湖之會”，算是中立學派傾向偏心學一點，但還是以理學為主，夾雜吸收的永嘉學派實學思想，屬於是什麼都沾的類型。
這種類型的學派，曆經“仁山”、“純孝”兩位先生的埋頭發育，曆經宋末元末百年不倒，到了汪與立手裡，門下人才輩出，在大明的思想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正因如此，胡季犛才敢在茶會上說話。
否則的話，要是參會的都是那些堅持程朱理學的衛道士，話不投機還算好的，最多奚落兩句，被人上綱上線可就遭了。
實際上這跟明初思想界的實際情況有關，明代之前是蒙元近百年的統治，因此明初是官方的精英文化完全掌控了社會的話語權，其主體就是宋元以來的程朱理學，而洪武建文兩朝，皇帝身邊最重要的文臣們也大都是著名理學家，如宋濂、劉基、王禕、方孝孺等，這些理學名臣的學術主張也深刻影響到了明初官方思想文化的確立，最終形成了“理學獨尊”的局麵。
而程朱理學的根本特點就是將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係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係，並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形成了理高於勢，道統高於治統的政治理念。….
所以在理學家這裡，凡事上綱上線才是正常現象。
金華學派這種不那麼嚴肅的學術思想，反倒是少見的、令人可以稍微放鬆的不過也僅僅是相對而言，根據胡季犛的觀察，金華學派對於現在世風的演變，也是表現出了擔憂的。
實際上，這就相當於是薑星火前世明朝中期的學術思想演變提前上演了，因為隨著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普通民眾識字率的提高，市民社會興起，文化的話語權是必然會下移至底層百姓的，包括商人、書生、市民等等，從而創造了繁榮且頗具近代特色的明代市井文化，而市井文化，又往往與傳統精英文化相對立，市井文化的興起，就代表著精英文化的沒落。
這種由經濟結構演變而來的社會文化的轉型，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轉型過程中，必然也麵臨著掌握話語主導權的精英文化的反撲和打壓就是了。
“北宋儒學複興，王荊公新學、司馬光朔學、二程洛學、蘇軾蜀學，便是圍繞變法展開思想競爭今日思想界亦是有這般百家爭鳴的勢頭。”
汪與立呷了口茶水，慢悠悠地說道：“新學和洛學最能體現敢為天下先的氣質，與今日薑星火的思維最為接近。司馬光朔學、蘇軾蜀學，論戰之中便是對宋代祖宗之法的爭論，與今日又是何等相似？時移世易，可道理總歸是不變的我輩金華門人，今日所為，便是如當年先輩一般。”
汪與立所謂的“如當年先輩”一般，意思就是還是按照浙東學派的老傳統，積極整合儒學資源，深化對於紀綱法度的治體論思考，但是儘量不要去碰其他東西，治體論即安全又高端，有這種浙東學派傳承下來的大路可走，何必去舍近求遠呢？
治體論在華夏學術傳統中源遠流長，秦漢以降自賈誼肇始，曆經漢唐演進，在南宋理宗時期呂中的《宋大事記講義》中以係統形式得到提煉與運用，在後繼馬端臨《文獻通考》、丘濬《大學衍義補》中有進一步發揮。而明代立國，浙東儒者劉基、宋濂、王禕、方孝孺繼承推進了治體論思考，作為浙東學派的看家本領，可謂是真正能通天的學術坦途。
所謂治體論，就是對治人、治道和治法這三者的分析和研究，從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到後來的“有治法，則有治人”，一直在進行演進，但無論處於治法、治人和治道中的任何一方出發，治體論架構都傾向於思考這一方與其他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與共生依存，可以說治體論的思維宗旨是強調總體的整合關係，並非是那種“非此即彼”的二極管思維。
這種綜合思維，也是金華學派能兼收並蓄理學、心學、實學為一的根源所在。
“月川以為今日之世風，應較之前如何？”….
汪與立將目光投向曹端。
曹端如今算是名聲大噪了，而且是繼承的周敦頤那一脈的思想，在今日大明之學術界，已然是青年一輩中的領頭羊。
更何況，曹端手上還兼著梳理古文今文學派脈絡的工作，哪個學派不想往這種編撰整理任務的工作組裡塞些弟子呢？所以曹端有水平、有價值，汪與立說話也很客氣，沒有對於小輩的輕視。
“世風之變，自有其根源。”
曹端的道統是從周敦頤一脈繼承的，回答也沒出乎茶會眾人意料：“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圖上立腳跟。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焉？然事物皆有矛盾，矛盾相生轉化，動靜變幻無窮，自然不可如一潭死水般凝滯不動。”
程朱理學的世界一元論觀點是唯物的，但曹端覺悟很高，他的哲學思想是發展的，在吸收了薑星火以矛盾解太極的思想後，他從根本上就反對朱熹的太極“不自會動靜”一說，認為太極會自動靜，認識到了太極矛盾）對事物的能動作用。
而按照這個哲學思維的推導，那麼世風有變化，才是正常的，如果一直不變，那說明太極不動了，反倒不正常。
胡季犛靜坐許久，把場上情形大略窺了個明白，又待眾人議論了片刻，目光轉向他時方才開口：“今日之士林，往往好言上古久遠之事，以異趨為高騖，嘗以虛詞，某以為天下之事，終無可為之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如此而已，不必驚慌，亦不必小題大做。”
“好一個——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
汪與立撫掌大笑，他早就覺得胡季犛是個妙人，這番話很有治體論的神韻，治體論研究的就是治人、治道和治法，道理是如出一轍的。
但茶會的另一撥人卻未見得完全認同他們的觀點，這就是來自關中的楊氏關學門人。
關學是宋代張載創立的代表關中地區的學術流派，學術脈絡源遠流長，大抵經曆了幾個階段，即極盛於北宋，靖康之變後不久，關陝便淪陷於金人之手，從此學術始終不振，而到了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時候，若非關學楊氏幾代人苦苦堅持，恐怕早就已經斷了傳承了。
楊氏一門，是如今關學的代表人物，楊天德、楊恭懿、楊寅三代人極力倡導關學精神，以講學為生，弘揚張載一貫主張的學術主張，正是這三代人的努力，才讓關學在元代尚未失語，也為明代關學的複興打下了基礎不過關學大複興，從曆史進程來看，那是以後的事情了，按照薑星火前世明末學者馮從吾給關學編的學術譜係，也就是《關學編》，彆說明朝中期大名鼎鼎的三原學派連個影子都沒有，就算是那位被稱為“容思先生”的邊地戍卒之師段堅，這時候距離出生還有整整十五年。….
所以，關學現在扛大旗的，還是楊氏的大貓小貓三兩隻。
可今日的關學掌門人楊敬誠，跟一百年前的祖輩相比，也隻是有自成一派的學術地位罷了，名頭雖大，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這也很容易理解，要是關學真的振興，哪輪得到曹端年紀輕輕就“聲震關陝”？
說白了，真論實力比曹端都差得很遠呢。
但關學是有傳承的，而且現在楊氏關學最主要的觀點就是崇古。
如果但從學術光譜上來看，現在的關學跟宋代的關學肯定不是一回事，反而更傾向於薑星火那位誅十族的師爺，也就是方孝孺的理論。
方孝孺在《宋學士續文粹序》一文中，曾對洪武朝的社會風俗是這麼描述的“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複衣冠，製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從中很簡單就能看出來，洪武時代，風俗正處於一個複古的時代。
這種複古，一方麵是要建立穩定的道德社會，另一方麵是朱元璋主張的“去胡化”運動.從法理上講，鐵木真當然是沙漠上的“天命真人”，大明的法統是從大元繼承的，而從情感上來講，則要全麵地恢複漢人衣冠禮樂，因此洪武朝的複古風氣，起於正彝倫、行先王之典，再通過重血緣、崇宗法、講名分、彆尊卑等手段，以確立一種以傳統儒學的倫理道德為核心的思想與文化基礎。
也正是洪武時代持續了三十年不遺餘力的複古運動，正是因為老朱對三綱五常有整頓之功，所以靖難之時，才有那麼多為建文帝死難的忠烈之臣。
楊敬誠緩緩說道：“古人之性，大多淳樸，今人之性，則變得狡偽；古人風氣，大多剛毅，今人風氣，則變得頹靡；古人好學樂善，今人棄道樂謗；古人勤儉務本，今人驕惰逐末；古人忠厚推遜，今人澆頑鬥訟依我看來，今日之世風不如古之多矣。”
胡季犛就不好接話反駁了，但曹端並無顧忌，他這人坦誠，說話也比較直，隻認道理，不認其他。
曹端開口道：“若論古人，少有能古得過春秋戰國吧？”
“可春秋之時，還可以稱為尊禮重信，至戰國時，則已是絕口不言禮與信；春秋之時，尚奉周王為宗主，至戰國時，則絕口不言周王；春秋之時，尚‘嚴祭祀，重聘享’，至戰國時，則無其事；春秋之時，尚講究宗姓氏族，至戰國時，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之時，尚有宴會賦詩，至戰國時，則不聞矣；春秋之時，尚有‘赴告策書’，至戰國時，則無有矣.這就是說，春秋之古風，戰國不存也。”
因為是私下學術交流的茶會，還是金華學派主辦的，所以看在汪與立的麵子上，曹端沒有繼續說下去，但意思也很明顯了，什麼古人今人，就春秋跟戰國都不是一碼事，楊敬誠說的那些，不過是“古人濾鏡”罷了。….
懷舊，不代表舊的真那麼好，讓他回到過去的時代，同樣能挑出來一堆問題。
當下的永樂時代，正是社會與文化發生重大轉變的關鍵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文化生活也隨之變遷，思想文化開始由洪武建文時期的保守、沉悶，逐漸轉向革新、活躍。
楊敬誠當然沒有那麼容易被駁倒，他反倒懇切地舉了兩個例子。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世風日下，確實非是我危言聳聽。”
“譬如關中鄉梓，我聽祖輩說，從前出仕之人，致仕空囊而歸者，間裡互相慰勞嘖嘖高之，極為敬重。而至今日，反倒有好些罷官歸鄉的人，鄉人隻豔羨其懷中金帛，若是空手而歸，反遭恥笑，這難道不是一例嗎？”
曹端怔了怔，順勢說道：“正因如此，國師才要整頓吏治。”
“太祖高皇帝立法峻嚴，懲治貪汙不遺餘力，最終起到士大夫知廉恥之效了嗎？”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則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則愈衰吏風的根由，還是在世風上，這一點我是認胡祭酒所言非虛的。”
楊敬誠又道：“又譬如今日之人，大多便如話本上說的，隻重衣衫不重人見了麵，身上穿得幾件華麗衣服，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說話，便是放出屁來，個個都是敬重的，而若是本事潑天的主兒，衣冠不甚濟楚，走到人前，除非說得天花亂墜，隻當耳邊風過，這難道是我亂說的嗎？”
吏風、世風、學風，互相糾纏，委實無法單獨拆分，一旦說起來，難免有些越界的地方，這場茶會的眾人，都不是膽子大的主，故而竟是都默契避談了。
正在茶會逐漸進入到詩文環節的時候，外麵卻忽然有消息打斷了茶會的進度。
非是旁的消息，卻是宮中發下來的詔令。
詔令不長，信息量卻很密集。
“近歲以來，士風澆漓、官箴刓缺。
鑽窺竇隙，巧為躐取之媒；鼓煽朋黨，公事擠排之術。
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
《書》有雲：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朕初繼大統，立誌承太祖高皇帝遺命，自當深燭病源，亟待鏟除。
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分猷念；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奮說直。
大臣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有退食自公之節，於是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爾等亦皆垂功名於竹帛，綿祿蔭於子孫，顧不美哉？
若沉溺故常，膠守故轍，朝廷未必可背，法守未必可乾，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實不敢赦爾。”
禍事了，您說這太祖高皇帝這麼多“祖宗之法”，彆的您怎麼不學呢？偏生要學大力整頓吏治，這時候您想起來祖宗憲典了。
嗯，薛定諤的祖宗之法。
但是顯然，來自宮中的詔令，也是某種訊號，意味著隨著這幾天《明報》上輿論的發酵，已經開始有反饋了。
皇帝的意思也很明顯，其他都能爭論，但吏風這一塊，是這次行動的主題，這個就彆爭了，你們也彆想靠著輿論就能阻止整頓吏治的工作。
這樣的定性，顯然跟胡儼、楊敬誠認為的“吏風與世風息息相關”的觀點相違背，但這就屬於主辦方下場定規矩，硬要二分開來，倒也沒人再敢說什麼了。
而像是金華學派和關學舉辦的這種茶會等類似性質的學術交流，這幾日在南京可謂是數不勝數。
圍繞著這個廣泛的、涉及到了所有人的社會命題，不同的思潮、學派之間，開始了充分的交流和思想碰撞。
而且最關鍵的今年還是科舉年，外地舉子剛來南京就碰上了這種事，是真的小刀剌屁股——開了大眼，說什麼的都有，一時間也是熱鬨極了。
就在這種“眾人拾柴火焰高，火燒樓塌我拍照”的看熱鬨不嫌事大的熱烈氛圍中，幾日後的國子監，也是馬上要迎來了雙方不同意見代表之間，對於“吏風、世風、學風”的論戰。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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