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礎上，薑星火用實學進行社會建設，用科學培養工業革命所需的人才。….
如此一來，相當於從指導思想到實踐方法，從本體論到心性論，就都齊全了。
而有了薑星火這套完整理論的指導，世風、學風這些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薑星火繼續補充道：“先天之知與天理不同，雖然是真理，但在形式上是主觀的，因為其屬於認識範疇，不能等同於物質的客觀實在，但在內容上客觀的，檢驗‘致良知’效果的唯一方法，就是其客觀的社會實踐。”
實際上，過去以宋儒為代表的理學家們，總喜歡搞“致知在於格物”這套，認為要達到致知的目的，必須要從格物開始，而薑星火則認為並非如此，他認為“致知在於正心”，也就是人們在道德的反思中，清除過分的物欲和邪念，從而讓被昏蔽的“良知”恢複。
“實踐，倒是個有趣的說法。”
曹端對此很感興趣，他又問道：“那致良知的實踐之法，國師可否講的清楚一些？”
“自然可以，不過應該跟你們過去學的不太一樣。”
“哦？哪裡不一樣？”
胡季犛饒有興趣的問道。
他也不是一般人，自幼飽讀詩書，學富五車，而且以德行被人所稱道，後期算司馬懿，前期在安南算是類似於王莽的角色。
所以德行這塊，胡季犛還是有點發言權的。
“致良知的實踐之法，共有三步。”
實際上，薑星火既然能提出這套與物質世界一元論配套的心性論，就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致良知”是心學的大殺器，但同樣也有弊端，薑星火做的，就是儘可能地規避掉弊端。
這是有充分曆史經驗的，因為心學在王陽明去世後，主要以王畿、王艮兩派為主，而這兩派因為沒有統一的方法論，所以都走歪了。
其中的一派，走入了佛家的心性論，成了狂禪派，就是漸中王畿一派，他們主張“良知當下圓成，更不須用消欲工夫，不須防檢與窮索，取頓悟而入，即本體更是工夫，而天機常運，雖有欲念一覺便化”，把良知當作佛性看，主張頓悟，沒有切實的方法論，最終越走越歪。
而另一派，則開始迫近魏晉玄學的心性論，成了清談派，也就是泰州王艮一派，他們從日用見在處指點良知，謂良知為天然率性、吃飯穿衣、饑食渴飲、冬裝夏葛，泰州學派把個人道德和社會道德的一切樊籬全部打破，其道德性遂缺失不足，行為怪誕，異議紛呈，所謂“上焉者習靜談玄以求頓悟，或作奇異之論以驚世駭俗；下焉者放蕩恣肆，每出名教之外”便是如此，舉止言談多放蕩不羈，隻知清談心性，不務實事。
在王陽明的心學體係裡，良知作為本心的意味極其濃重，道德行為之發動、道德原則之製定皆導源於良知本體，而且王陽明認為世界萬物以良知本心為靈明，通過主體對於一點良知的存養與擴充，可達至萬物一體之境界。….
也就是說，王陽明心學裡的“致良知”跟薑星火的“致良知”還不太一樣，薑星火隻把“致良知”當做心性論的道德準則和道德修養方法，而王陽明則是把“良知”納入了本體論範疇，這跟薑星火的物質世界一元論是截然相反的。
因此，如果從心學本體論的視角來看，“良知即獨知”，契證內賦予主體的良知，惟己獨知，若無實地工夫來詮釋此獨知之本體，則本體將窒息於身體裡同樣，若無切實可靠的方法論來支撐這一本體的伸展，則必然淪為談玄說妙的東西。
“良知即獨知”這一命題，在理論上存在多種詮釋可能，亦是流弊造成的根源之一。
所以，薑星火先設定了“先天之知”即是真理，而真理要通過實踐來探求，也就是“致良知”這個方法論，從而完成了邏輯閉環，規避掉了王陽明心學的種種弊端。
而後，就是現在的事情，薑星火需要提出一個完整的方法論，用來給普羅大眾使用，教會他們如何用標準的步驟去“致良知”。
薑星火抬頭望著天空，緩慢地說道：“其一，曰慎獨。”
“慎獨”一說，出自先秦儒學諸多經典，譬如《大學誠意》記載“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中庸首章》記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慎獨”在先秦儒學的語境裡，即主體在社會道德實踐中，須時時刻刻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審慎心態，即便是在隱微之處也不放鬆，要切實地做道德實踐工夫。
漢代著名大儒鄭玄在《中庸首章》處對慎獨做了釋義“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為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儘其情也，閒居者，獨處也”，也就是說君子即使在獨處之時，也應持守謹慎，這種釋義有些字麵意思的感覺了，少了幾分微言大義的內涵.但在經學時代，儒者多著力於尋章摘句、考據訓詁之類，於古聖先賢之微言大義無所闡發，所以倒也沒什麼。
直到南宋時期，朱熹又對慎獨做了新的解釋，朱熹認為慎的意思應該跟鄭玄解釋的一樣，但在獨字上朱熹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在朱熹這裡，獨就有了獨知獨自知道）的意思。
而薑星火做的解釋則與朱熹不同。
“慎獨者，人於內心活動之隱微處體察，以至省察克治也。”
也就是說，薑星火認為“慎獨”是自我認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道德修養的一種最重要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一個人與天俱來的、能知善知惡的良知，要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能動作用，去廓清任何已經萌動了的過分的私欲和邪念，就實際意義來說，是一種很重要的修養功夫。….
之所以把“慎獨”擺在第一位，也是有原因的。
或許人們一般隻會記得冠軍的名字，但在明代理學界，還不是這樣。
“明代理學之冠”毫無疑問是曹端，而“明代理學之殿”的稱號，則屬於黃宗羲的老師，劉宗周。
明末時期，劉宗周深感當時學風世風之敗壞，如何重樹學風、糾偏積弊，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論探索，而“慎獨”正是劉宗周提出的解決方案，可謂用心良苦之極。
換言之，薑星火為了這次的太學之會，是真的請了一堆未來的神。
中國的王陽明、劉宗周、王夫之、黃宗羲，外國的黑格爾、康德。
針對世風學風這些問題，在心性論上，王陽明、劉宗周等人提出的辦法，是最切合大明社會實際的，將這些辦法揚其精髓避其糟粕，自然能夠起到戰勝舊有理學心性論的功效。
隨後，薑星火又講了慎獨的具體方法，其中就有著名的“靜坐法”。
“其二，主敬。”
“慎獨”是劉宗周的方法，而“主敬”則是王陽明弟子鄒守益的方法，有些偏向理學的“居敬”、“用敬”，但不完全是一回事，辦法比較保守，但相對於陽明後學中“現成良知”、“百姓日用即道”等激進派的自由放任之主張而言，反倒是真正切實可行的方法論。
“主敬，心有主宰便是敬，主敬則能克己，克己則有主宰，即保持內心良知的虛靈明覺，從而實現在‘事’與‘念’上對人行為的矯正。”
對於這套方法，黃宗羲在《明儒學案》裡評價是“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戒懼之流行，方是須臾不離”，也就是說，如果能做到主敬，就能保證內在心靈不與外部的實踐行為相脫節，完全實現內在良知對人之欲望與外在行為的道德規定，使外部行為完全出於內在良知這一先天之知的道德規定。
又廢了一番口舌，深度闡釋完“主敬”。
薑星火語調平淡地繼續說道：“其三，戒慎恐懼。”
這話乍一聽似乎有些拗口，但細想一番，卻有來頭的。
“戒慎恐懼”出自《中庸》裡麵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良知之本體，本自廓然大公，本自物來順應，本自無我，本自無欲，本自無揀擇，本自無昏昧放逸，若戒慎恐懼不懈其功，則常精常明，常規常矩，常虛常靈。”
也就是說，隻有良知本體的“戒懼”才是真正的戒慎恐懼，而“常精常明，常規常矩，常虛常靈”才是“本體戒懼”的效果，也才是真正的“致良知”之後的內心表現。
而參與太學之會的眾人，隨著薑星火不急不緩地闡釋，也很容易地就意識到了，薑星火這套“致良知”的學說，威力到底有多大。
如果不懂的話，拿武俠小說的比喻就是，林平之把《辟邪劍譜》活字印刷了十萬份免費發放.
“致良知”這種方法論，論點清晰，論據可靠，簡單易行，極容易推廣。
有了這種東西，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接受，而不是繼續奉行腦袋上有個天理的傳統道德觀。
在場眾人的目光，齊齊地看向了胡儼。
不知不覺，太學之會已經持續了將近一天，冬日天黑的早，這時候日頭已然西斜了。
楊士奇還想說什麼，但這時候胡儼的身子卻晃了晃，幾乎要頹然倒地，但還是勉力用手撐著，看向眾人。
胡儼掙紮著起身，搖晃著走回了座位，臉色慘白，雙唇顫抖，聲音沙啞：“我認輸。”
全場寂然！
而這一次，胡儼似乎再難站穩腳跟，一屁股坐在位置上，捂住胸口，喘息急促，他的額頭上滲透出細密的汗珠。3931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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