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商稅，就是聾子的耳朵，擺設。
老爺子秉承的，是不乾涉民間經濟的政策。從建國開始，從沒有過係統的，完整的征收方案。
天朝的事，一旦變成了常例，就再難挽回。
張善有了朱允熥的引導，思緒變得順暢了許多，開口說道，“臣在杭州，看到了許多弊端。商賈靠著商業豪富，但是卻對國家毫無益處。”
“僅杭州一地，織造機近萬張，其他大小織造坊不計其數。開設織造坊，隻需官府一紙文書即可。前朝大宋年間，民間織造局需向朝廷繳納錢財，方可開設。而後每年，按規模大小，繳納賦稅！”
“商鋪之稅，也是如此。江南商鋪何止萬間，日進鬥金，卻分文賦稅沒有。”
“路上運送的貨物，隻須一張通關文書。官府不會細查，商人報假，使得賦稅白白流失！”
“臣粗略算算，已是驚天之數，數倍於田畝。”
“國朝對外用兵，依仗的不過是一年千萬的兩淮鹽稅。若是有商稅，何必年年拮據？有了商稅，朝廷富足，可養萬民。興修水利，開墾農田，易如反掌。”
“取之於商，用之於民，合乎天理！”
“征商稅，其實對商人也有好處。大明有律法，商人憑借稅票進出城池，買賣貨物，也不必再和官員串通一氣。臣不敢保杜絕官商勾結，但起碼有了商稅，官員少了隨便伸手的理由。”
“而且商稅取之不儘，用之不竭。臣鬥膽狂言，不收商稅本是陛下的德政。但長此以往，國家蒙受損失。再者，織造之業，由來已久。朝廷不能因為怕百姓受盤剝而禁之，否則於國於民更加不利。”
“兩害相權，取其輕。唯有收取商稅，朝廷亦得利，才能更好的撫育百姓！”
張善一口氣說了許多，老爺子陷入沉思。
經濟是個辯證題，不是選擇題。就算是選擇題，也是一道永遠沒有正確答案的選擇題。
資本都是帶血的，發展生產力也從沒有一蹴而就，順風順水的。
良久之後，老爺子淡淡的說道，“你先出去！”
“嗯？”張善似乎沒聽懂，疑惑一下，不過趕緊行禮，緩緩退下。
殿中，隻剩下祖孫二人。
“又是你的主意？”老爺子靠在龍椅上，兩手交叉放在小腹上，笑問。
朱允熥站起身，笑著行禮，“不瞞皇爺爺，是孫兒的主意，不過也不儘然都是孫兒的主意。”
說著，又笑道，“就像張善說的，朝廷不能坐視商稅這麼一個大進項而不顧。天下田畝是有數的，再怎麼開墾也是那麼多。土地兼並，咱們也控製不了。若再有個天災，光靠農稅，這麼大一份家業，難以維持！”
“商稅取之不儘，除了內陸的商稅之外，還可以在海關收稅。孫兒看了戶部的存檔，前朝南宋末年朝不保夕之時，每年海關的稅收都高達兩百多萬兩。”
“大宋時的銀子，可比咱們大明值錢呀！一年幾百萬，十年就是幾千萬。若皇爺爺從即位時開始收取，當真就是數以億計了。”
“江南之稅若不收，國家財政收入就會陷入死循環！商人們富得流油，和官員串通一氣。而國家越來越貧，長此以往怕是要禍事。”
“稅收是富國強兵的百年大計，咱爺倆現在不收，以後成了常例，怕是有人拿什麼祖宗家法說事。一旦國家有波折，商稅上收不到，隻能還再百姓身上收。”
“孫兒說句大不敬的話，真到那步，百姓是要拚命的呀！”
不是朱允熥故意駭人聽聞，而是原本時空的曆史走向就是如此。一些人總說什麼明朝末年是因為小冰河的天災，才導致國家滅亡。
其實大明之亡就是沒錢，國家在江南繁華之地收不上來稅，每年巨大的軍費開支，要轉嫁到百姓身上。百姓哪有錢，被國家盤剝數十年，早就是油儘燈枯了。即便如此，強收來的錢連遼鎮的軍餉都不夠。
兵無戰力，民無餘糧，內憂外困隻有死路。
老爺子把手枕在腦後，換了個姿勢，歎息一聲，“你能看到這些，咱很欣慰。收稅這事，以前你爹也提過，他和胡惟庸攛掇著收取商稅。可是朝中，劉伯溫等江南官員，拚死反對，這事也就慢慢擱置了！”
“咱不是不知道收稅的好處，可有些事不是咱想，就能辦到的，輕稅隻是當初的權宜之計。”說著，老爺子一聲歎息，“錢字，歸根到底是政治。打天下靠狠，坐天下要懷柔，難呐！”
政治是經濟的延伸，大明兩大派係，一為淮人，一為浙東官僚集團。當初為了權力，雙方爭鬥得不可開交。浙人深知，錢權之益。淮人則視浙人為心腹大患，處處打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