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那邊的飛艇部隊指揮官有些訝異，停了片刻後才答道：“我們計算一下，一會兒回電話。”
“我最多給你15分鐘，你們儘快報告。”章宇軍長說完，掛了電話。
放下電話，章宇對參謀命道：“聯絡留下正麵作戰的2師，夜晚靠近日軍陣地的準備方案什麼時候做好？什麼時候通知到部隊？”
晚上19點29分，33軍1師3團1營第一個出發。各個排都攜帶了手搖夜晚行軍燈。那是一個單兵可以背負的手搖發電機，在腰部位置加了一個可以向各個方向彎曲的探杆，探杆頭部有一個瓦數很小的燈泡，帶一個半球形燈罩。行軍過程中搖動發電機手柄，燈泡就可以亮起來。
這是33軍在夜行軍的時候開發出來的裝備，除了這種單兵背負式的，還有一種是單兵手按式的。不過士兵們都不喜歡手按式的，這玩意雖然方便，可隻要一小會，手指就會發酸。之後開發一種如同鉗子一樣握柄，帶彈簧自撐開的。就是說，發電的時候士兵隻用捏，鉗子把手部分是靠彈簧力量自動複位。不過也不怎麼招人待見。因為這玩意用力更大，而且不好穩定位置。
隻有軍官攜帶的戰場用的電池手電才大受歡迎。然而電池手電消耗的電池。也隻有配備給軍官使用。
但不管是哪一種裝備，部隊快速整裝出發，帶著地圖與少量偵察兵向導，也10月已經開始寒冷的山區，向著日本駐朝鮮軍後方開始穿插。
此時，深秋的夜空一片澄清，夜色中星光點點，從山區看上去，無垠的夜空是那麼的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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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關內大城內，普通民眾中大部分也沒有入睡。至於身份並不普通的人，更不可能睡覺。
10月9日下午18點，京城、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東北日報》的號外已經發了出來。甚至在廣州，一些與東北政府有合作的民間團體，也開始傳播東北政府最新戰報。
從10月7日上午開始，關內得知東北軍主動進攻日軍的人們都陷入到一種奇妙的無語狀態。不是這些人不想討論，而是大家不知道該討論什麼。
從28年前的甲午戰爭開始，中國麵對日軍就一敗再敗。而日本在這28年中蒸蒸日上，眼看著就完全超過了中國。而且中國留學生前去日本的越來越多，對日本的現狀了解也多了起來。與日本的蓬勃向上相比，中國經曆了庚子事變八國聯軍侵華，又經曆了滿清倒台，袁世凱稱帝的種種。凡是對當今時事還有些關心的人，普遍開始認為中國已經弱於日本了。
甚至連袁世凱在稱帝，搞善後大借款的時候都說，‘埋頭建設，十年之後再相見。’
1922年，距離袁世凱稱帝失敗才過去六年。突然間，東北政府主席何銳告知中國各界，東北軍對日本開戰了。至於開戰理由，還是全中國沒有一個人能想到的原因，‘10月6日，東北軍士兵在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前走失。東北軍要求日本關東軍在10月7日上午9時放下武器，接受東北軍進入關東軍司令部搜查。遭到日本關東軍拒絕。故，東北軍於10月7日9時01分開始，對日本關東軍發動進攻。’
便是些想認真討論的人，都不知道該從哪裡討論起。
便是如此，該討論的還是要討論。就如在京城，北大的教授中國小說史的周樹人，就和同校的一些老師在北大的一間教師辦公室內坐著，北大教師們都在討論著何銳。而周樹人則拿著一本‘地緣政治初解’的漢語版翻看著。
周樹人並不太想繼續加入討論何銳的事情，卻也不想回住處。他現在與母親和弟弟與弟媳一起居住。周樹人的弟媳是日本人，是他的弟弟在日本留學時候娶的老婆。現在弟媳整個人都懵了，非常擔心會不會被抓起來。
而周樹人的弟弟也有些擔心。自從張錫鑾出任陸軍總長的消息被正式宣布，所有對上層有了解的人就明白了北洋政府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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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錫鑾是什麼人？前任關外大帥，鎮安上將。在關外，認了張錫鑾當乾爹的人數量並不算少，而想認張錫鑾當乾爹的人，要多少有多少。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人，卻在何銳抵達東北不到一年時間裡，不僅全力栽培何銳，更把東北讓給了何銳，成就了何銳今日的名頭。
張錫鑾上台之後，又在報紙上專門發了‘就職感想’。北洋高層上任後，真正被關注的是那些大權在握的人，張錫鑾已經79歲，手裡無兵無槍，誰都知道他是被特彆的原因推到陸軍總長這個以往大多由國務總理兼任的職務之上。
而各個大報紙又都轉載了這份‘就職感想’。通篇，無一字提及日本與何銳之間爆發的戰爭，甚至不提何銳的名字與日本，仿佛這件事完全不存在一樣。張錫鑾隻是表示，政府是為了國民幸福安全而存在，也會竭儘一切力量維護國家主權與人民幸福安全。
這雲山霧罩的話在周樹人讀來，就是北洋政府對何銳的支持。
而北大教授講師們談起何銳，不少也隻是對對軍事做些模棱兩可的判斷。或者繼續之前對何銳的評價，然後加上何銳突然發動戰爭的一些新評價。
周樹人對何銳的看法很保守，因為周樹人不是太能看得懂何銳數年來的所作所為。說何銳保守，何銳搞的土地改革，在東北將地主士紳一掃而空，而且對地主士紳們的存在意義進行了經濟層麵的分析。這種分析可是非常不客氣的，引發了關內地主士紳階層的強烈反對與厭惡。
說何銳激進，何銳對於農村以及城市發展，提出了‘先促進小商品經濟發展，以活躍經濟。為創造更大的市場經濟運行創造條件。’
這樣的發言就回到了窮困的平民身上，引發了文人中主張‘實業救國’理念的一派人的嘲諷。這幫文人認為，何銳把力量放在窮人身上，窮人有錢麼？沒有錢搞什麼市場經濟？這不就是收買人心麼？
當時以範旭東為代表的企業家更像讀書人，他們的業餘時間都愛看書。他們的休息時間，特彆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國家命運有關、跟文化有關的事，而不是跟娛樂有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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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棉紗大王”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蔣夢麟這些人遊玩，而不是去跟達官貴人往來，他們心中有一種對知識的敬畏，對精神的敬畏。
當知識分子、企業家嘗試“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時，周樹人正試圖用手中的筆喚醒國人。
1919年初，38歲的手術人發表了小說《藥》，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的犧牲，這一年，周樹人也在忙著搬家，從老家紹興搬到了北京。
周樹人發現，何銳的政策看似符合了不少‘理念’，卻又遭到了持這些理念的文人的反對。
在文人們繼續評論以及反對何銳的時候，周樹人倒是第一次對何銳的思想起了興趣。就拿了何銳的著作開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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